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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人“会剿”井冈山的消息，很快传到了边界红军总部。毛泽东、朱德、陈毅、彭德怀、滕代远等都感到事态的严重。敌6个旅18个团之众即将扑来，而我红军充其量只不过4个团，兵力悬殊太大了。红军的领导者们无不镇静地思虑着破敌之策。
这时，中共中央“六大”决议等许多重要文件送至边界。为此，毛泽东与朱德、陈毅、彭德怀等商议，决定：立即召开军队与地方D的联席会议，传达“六大”决议，研究迎战方略。
1929年1月4日，“由前委召集四、五军军委、CP、CY特委常委及宁冈、永新、遂川、酃县、莲花县委、茶陵特别区委及四军二十八团、三十一团、三十二团二营及五军五个大队的代表”的联席会议在宁冈县柏路村横店召开。毛泽东、朱德、陈毅、彭德怀、滕代远、袁文才、王佐、何长工、谭震林、陈正人等60多人出席了会议。会议由前委书记毛泽东主持。
会议的主要议程是：1.传达D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有关决议；2.通过前委给中央的报告（即《井冈山的斗争》）；3.讨论在强敌压境的情况下，如何迎击敌人的“会剿”。
在讨论如何迎击敌人的“会剿”时，与会人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主要分歧意见有：有的主张凭险死守，有的主张到湘鄂赣去，有的主张到湘南去，有的主张到赣南去。
毛泽东在会上发了言。他冷静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指出：在当前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凭险死守不利于我，且敌来势汹汹，表现出下了极大的决心，加上寒冬季节已到，我军物资菲薄，虽有群众援助，但难以取胜。但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又不能放弃。要保住经营年余的井冈山根据地这块红色政权，不能死守，必须采取积极的行动，钻敌人的空子。敌人从这边打来，我们就从那边打出去，迂回敌后，使敌人穷于应付，求得在外线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打破敌人的“会剿”；实行“围魏救赵”的策略计划，影响边界，以解井冈山之危。
毛泽东的主张获得了大多数人的赞成。会议既否定了据险死守而不能解决经济困难的消极防御观点，又反对了主张全部转移而不要根据地的逃跑主义，一致赞同毛泽东提出的内线作战与外线作战相结合的策略方针，实行“围魏救赵”。
会议决定：红四军和红五军进行混合编制，五军三纵队编为四军三十团。彭德怀任红四军副军长兼三十团团长，滕代远任红四军副D代表兼三十团D代表。由彭德怀率领红三十团和红三十二团防守井冈山；红四军大部出击赣南，吸引敌人，返身从敌后打来，共同“破围”。
为什么决定红四军出击赣南呢？考虑到湘鄂赣边界距大城市较近，位于武汉、长沙和南昌中间，东有赣江和南浔铁路，西有湘江和粤汉铁路，北有长江天险，南有株萍铁路，敌人运动方便，地区狭小，红军不宜前去。湘南敌人兵力强，易于聚集，群众斗争尚未恢复，因此也不宜前去。而赣南却比较适宜，一是山区路近；二是物资丰富，有足够的经济给养力；三是距大城市较远，敌人聚集困难；四是赣敌战斗力较弱，外省军队地形人情不熟；五是赣东北有方志敏领导的红军，吉安东固一带有江西红军二、四独立团，可以相互配合和策应；六是中央6月4日来信中，亦有向赣南发展的指示。于是，会议在认真讨论分析的基础上，认为去赣南最为适宜。“访问陈伯钧记录”，1962年4月28日，内部馆藏资料。
柏路会议于1月7日结束。会议期间，毛泽东还召集朱德、陈毅、彭德怀、谭震林、王怀、龙超清等人开了一个小范围的会议，就“六大”决议案中关于“杀戮土匪首领”问题（因袁文才、王佐在场，毛泽东省去未念，说：“休息一下”），对袁、王的具体情况进行了讨论。会上，王怀、龙超清主张杀袁、王。毛泽东提出了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能机械执行上级指示的意见，认为袁文才在大革命中就是，不属“土匪”之列；王佐参加红军后，表现积极，也在斗争中加入了D的组织，因此袁、王都不能杀。到会的大部分同志都赞同毛泽东意见。毛泽东“做了许多工作”。“最后，会议决定不杀袁、王。”陈正人：《毛主席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伟大实践》。
柏路会议后，边界各县D组织，在群众中进行广泛动员，会同部队再次加固了工事和挑粮上山，为保卫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作了充分的思想和物资准备。
柏路会议采取“攻势的防御”战略，是积极的策略，也是切合当时实际的策略。后来的事实证明，假如红四军不主动撤出，后果是难以想像的。虽然红四军出击赣南后，由于情况的变化，未能实现“围魏救赵”的计划，但红四军在赣南闽西一带，经过多次战斗和艰苦工作，逐渐开创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因此说，柏路会议是土地革命时期的一个重要会议。当然，当时柏路会议采取这一策略，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经济给养和打破敌人的“会剿”，以解井冈之危。
有人说：“上山伟大，下山也伟大。”此话不无道理。从另一角度说，上山是创新，下山也是创新。红四军下山出击赣南，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开创了一个新的更大的革命根据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