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界三月失败-三县红色政权的建立

    正当边界工农武装割据如火如荼蓬勃发展的时候，3月上旬，湘南特委军事部长、湖南军委特派员周鲁来到了宁冈砻市。

    没想到，周鲁一到，便下车伊始，信口开河，指责毛泽东及前委“行动太右”，“烧杀太少”，“没有执行所谓‘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指示要“烧、烧、烧，烧尽一切土豪劣绅的房屋！杀、杀、杀，杀尽一切土豪劣绅的头颅！”

    周鲁传达了湘南特委的决定：取消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改为师委，何挺颖任书记。师委是军中D的领导机关，地方上的工作由地方负责。毛泽东改任师长。

    周鲁还传达了中央临时政治局1927年11月扩大会议精神，即“毛泽东同志所部工农军的工作，中央认为未能实现D的新政策，在政治上确犯了极严重的错误”，给毛泽东以“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撤销其现在省委委员资格”的处分。周鲁在传达时，误传为中央开除了毛泽东的D籍。

    周鲁还代表湘南特委指示毛泽东、何挺颖率领工农革命军离开湘赣边界，前往湘南，策应湘南“年关暴动”（即湘南起义）。

    周鲁所传达的指令，使毛泽东、张子清、宛希先、何挺颖等大惑不解。他们与周鲁进行了强烈的抗争。但是，抗争无用。按规定，前委必须接受湖南省委及其湘南特委的指导。上级的指示还得执行，这毕竟不是周鲁个人的决定。

    在D中央“左”倾盲动主义的束缚和高压政策下，边界工作“顿失中心”，刚刚建立起来的根据地陷入迷惘之中。

    在中共中央惩办主义的政策下，毛泽东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谭政《在前委工作的见闻》中曾这样记叙说：“尽管周鲁传达的意见是错误的，可是当时怎么办啊！毛泽东是，他敢反中央吗？这是一个纪律问题。公开反不可能，作斗争也难办。”

    为了执行湘南特委的指令，1928年3月中旬，毛泽东、何挺颖在砻市集中了工农革命军第一、第二团，传达了前往湘南、策应湘南起义的命令。决定：部队分三路向湘南进发。毛泽东、何挺颖率第一团从砻市向酃县；袁文才、何长工率二团一营从大陇出发；王佐率二团二营从大井出发，一起开往湘南。

    毛泽东不能当前委书记、师委书记，只能当师长了。他平生第一次挎上了驳壳枪，向部队讲了话。他说：“军旅之事，未知学也，我不是个武人，文人只能运笔杆子，不能动枪。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当师长有点玄乎。可是，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三个臭皮匠，合成个诸葛亮，要靠大家了。我们有这么多，大家都是D的骨干，在斗争中积累了一些经验，大家来当个参谋吧！”何长工：《伟大的会师》。

    毛泽东的这番话，说得轻松、诙谐，可知情的人听了，心里无不酸楚楚的。

    3月18日，三路人马先后抵达湖南酃县的中村。

    部队到中村后，没有马上直去湘南，而是集中在中村待命。原来，部队到中村时，正值酃县人民配合湘南起义，举行“三月暴动”。“到酃县，他们看到湘东运动很发展，泽东的意思想到茶陵使湘东与湘南联系起来，周鲁同志也觉同意。”于是，毛泽东一面派出毛泽覃率特务连往湘南与朱德部联络，一面领导部队就地整训，发动群众，开展革命斗争。

    3月19日，部队师委和酃县特别区委在中村周南学校，召开了联席会议。毛泽东和何挺颖听取了中共酃县特别区委书记刘寅生的汇报，决定成立中共酃县县委，由刘寅生任书记。并将暴动队中的优秀分子挑选出来，组建酃县赤卫大队，毛泽东和何挺颖从部队中派出戴奇任赤卫大队D代表，何国诚为大队长。与此同时，中共中村区委、区工农兵政府、共青团酃县县委、少年先锋队等组织，也相继建立起来了。

    这时毛泽东当了师长，成了“民主人士”。20多年后，即1956年9月，毛泽东在D的八大的一次预备会上，曾风趣地谈及这段历史。他说：“开除D籍了，又不能不安个职务，就让我当师长。我这个人当师长就不那么能干，没有学过军事。因为你是个D外民主人士了，没有办法，我就当了一阵师长。后来又说这是谣传，是开除出政治局，不是开除D籍。啊呀，我这才松了一口气！”这是后话。

    部队于3月18日来到中村后，决定暂时住下来休整。一时，众说纷纭，人心浮动。有的急切地盼望去湘南，走州过府，到大城市去吃喝玩乐；有的忧心忡忡，担心回不了井冈山；还有些意志不坚定者，对红色政权的存在产生了怀疑。

    上述现象的产生，说明很有必要在军队中加强政治思想教育，从理论上给部队指战员们予以灌输。于是，毛泽东和何挺颖商定，借部队在中村休整之机，进行一次系统的思想政治教育。

    何挺颖对毛泽东素为敬重，对他在蒙受冤屈时仍保持高度的政治热情和豁达的革命胸怀更为佩服，完全同意毛泽东的安排，并请毛泽东亲自主讲。

    于是，从3月19日起，毛泽东在中村小铺头旁边的八担板田里，采用轮流讲课、轮流讨论的方法，对部队进行了近一周的思想政治教育。

    对于中村授课，不少老同志均有所回忆。陈士榘回忆说：“记得毛委员坐在一条长凳上，面前放着一张小条桌，我们坐在禾蔸上。南方的春天是来得早的，这天又是个大晴天，春天的太阳使我们感到特别亲切和温暖。集合当时所有的部队讲政治课，讲的题目，记得是：中国革命的特征。”毛泽东同志具体而又通俗地解释了什么叫帝国主义，什么叫军阀混战。还分析了封建势力之间的矛盾，外来军阀与本地封建势力统治之间的矛盾，地主阶级与农民的矛盾。又讲到中国是农业国、经济主要是靠农村，城市人的吃、穿都靠农村来供给，靠农村来养活，通俗地说：城市里的青石板是不长禾的，而城市是统治农村的，所以城乡矛盾很深。“他在讲课中肯定地说：中国革命的高潮必然会迅速到来。中国革命一定要反帝反封建，以农村为根据地。”

    陈伯钧回忆说：“讲课时，毛泽东同志找来一块小黑板，一边讲，一边写。讲课的题目是：目前的政治形势和工农运动的兴起。毛委员深刻地分析了当时中国革命的形势和革命的性质，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了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伟大意义，用铁的事实严厉地批判了‘左’、右倾机会主义和错误路线，使全体战士在极其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中，认清了革命形势，提高了战斗勇气，坚定了革命信心。”陈伯钧：《红军在酃县革命活动的几个片断》。

    可见，毛泽东在中村授课时，着重讲述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和中国革命的任务，阐明了坚持井冈山斗争的重要意义，批评了危害革命的“左”倾盲动主义，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前途。这些，对部队官兵的教育作用无疑是很深刻的，从而使这支年轻的工农革命武装部队认清了形势和方向，坚定了革命必胜的信心。

    工农革命军在中村集结期间，毛泽东、何挺颖曾布置部队以连队为单位，深入到群众中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开展打土豪、分田地运动。

    为使分田地运动有组织有步骤地进行，毛泽东、何挺颖与酃县县委书记刘寅生等，在中村周南学校召开了一个联席会议，专门研究讨论土地革命问题。随后，派出一批军队下到各地指导分田。“毛委员像普通战士一样，置身在群众斗争的行列里。他亲自为翻身农民丈量土地，为得到土地的群众书写和插下分田的牌子。”

    酃县中村的插牌分田，是试点性的，当时尚未全面铺开。“分配土地的政策是平均分配，当时群众叫做‘平田’”。陈伯钧：《红军在酃县革命活动的几个片断》。内部采访资料。“由于我们当时没有稳固的政权和坚强的地方武装，只有当部队一来，我们的政权就有一阵子，军队一走，反动军队又来了，就实行白色恐怖，政权又没有了，所以分田地也就白分了。”周里：《忆井冈山斗争》。内部采访资料。但是，中村插牌分田毕竟狠狠打击了豪绅地主和封建势力，显示了革命的威力，同时为以后的土地革命积累了经验。

    正当工农革命军在酃县中村发动群众开展打土豪分田地运动时，传来了湘南起义部队处境危险的消息。于是，毛泽东、何挺颖等毅然决定，工农革命军兵分两路，向湘南挺进。毛泽东、何挺颖、张子清率第一团为左翼，楔入汝城之间；何长工、袁文才率第二团为右翼，向资兴彭公庙方向前进，以策应、掩护湘南起义部队安全转移。

    这时正是3月下旬。

    部队出征湘南，边界兵力顿空。国民D反动派闻讯，乘虚而入，卷土重来。霎时间，刀光剑影，腥风血雨，昔日根据地安居乐业的局面，一时变得一派萧瑟、恐怖。

    宁冈，是革命军的大本营。敌人反攻倒算时，宁冈人民承受了极大的牺牲和代价。

    在新城，反动县长张开阳的老婆在新城战斗中脱逃到吉安后，请来了一营兵，窜回到新城。张开阳老婆见昔日的县衙成了共产D新城区委、区政府所在地，顿时下令：“烧！”顷刻，偌大的一幢建筑，化为灰烬。新城区委书记龙芳桂率领区赤卫队、暴动队与敌展开激烈搏斗，因敌强我弱，为避免损失，只得退守七溪岭一带山中。

    第二天，张开阳老婆又在土豪劣绅带领下，率一营敌兵窜进了茅坪。

    茅坪乡政府主席谢馈山闻知敌人要“血洗茅坪”的消息，立即与乡政府进行会商，决定由谢馈山率乡赤卫队袭扰敌人，乡政府秘书、共产谢甲开组织群众转移进山。

    “乡亲们，快走吧！”谢甲开挨家挨户地动员、催促，但一些年老体弱的乡亲仍然恋恋不舍，实在是故土难离啊！

    当谢甲开带领最后一批群众转移时，张开阳老婆和她带来的一营敌兵到了。随敌前来的一个劣绅认出了谢甲开。

    谢甲开被捕了。敌人见茅坪成了一座空村，恼羞成怒，放火烧毁坝上、茅坪30多幢房屋，尚不解恨，又对谢甲开施以重刑，逼他说出茅坪群众及D政的下落。

    谢甲开守口如瓶，坚贞不屈。敌人把谢甲开押至茅坪河边，砍去了他的双臂。谢甲开倒在血泊中。他挣扎挺立起来，对着敌人大骂，高呼“共产D万岁！”“打倒国民D反动派！”敌人竟惨无人道，将谢甲开胸腹剖开，挖出心肺，然后，将谢甲开碎尸五段，抛入河中。谢甲开为D和人民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与此同时，酃县挨户团窜入宁冈睦村一带，一路杀人放火，一直从睦村烧到河桥、将上寨村烧为平地。

    茶陵挨户团也摸进九陇山，将蔡家田47幢百姓住房焚烧殆尽。

    宁冈县反动靖卫团团总谢勇余带领靖卫团丁，将古城西沅村几十幢房子全部烧掉。…

    在刀枪遮掩的毒火之下，宁冈各地的地主劣绅大肆反攻倒算，进行反革命宣传，挑起土客两籍矛盾，致使许多农民纷纷“反水”，逃往永新等地。地主豪绅依仗反动军队的势力，到处捉拿共产D人、农会和革命军家属。砻市、古城等地红色政权和D的组织遭受严重破坏。

    在遂川，反动地主武装匪首萧家璧，怀着对工农革命军的刻骨仇恨，窜入红色区域捕杀共产，发现哪家有人参加工农革命军就满门抄斩！

    在永新，反动民团团总尹道一之子尹豪民，在拿山组织反动武装，扬言要“替父报仇”，挨户搜捕农会，拦路劫杀无辜群众。

    在酃县，中村分好的田还未耕作，又被土豪劣绅收回去了。中村区委委员周介甫被捕，受尽酷刑，惨遭杀害，敌人将他的头割下送到酃县县城示众数天。

    在敌人的疯狂烧杀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红色区域除茅坪、大陇、茨坪、大小五井、九陇山等山区仍掌握在地方武装手中外，遂川、茶陵两县城丢失，其他平原地段红色区域被敌人占领一个多月。

    这就是惨重的边界“三月失败”。

    “三月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应作具体分析。

    一是中央对当时的形势作了错误的估量和处置，带来了“左”倾盲动主义的后果。

    1927年11月9日至10日，中共临时政治局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现状与共产D的任务决议案》。会议对中国革命的形势、性质和策略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作了错误的估量，提出了一系列“左”的政策，要求各地“对于豪绅工贼及一切反革命派，应采取毫不顾惜的歼灭政策”。同时，还通过了《政治纪律决议案》。这个决议案对在D的“八七”会议前后起义失败的领导者都给予了处分，对秋收起义的主要领导者毛泽东，作出了“开<u></u>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撤销现任省委委员资格”的错误处分决定。由于中央对当时形势的错误估量，以及《决议案》的错误处置，使全国革命遭受到一定的损失，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同样产生了影响。中央在1927年12月31日《致湖南省委的信》中指出：“关于毛泽东同志所部工农军的工作，中央认为未能实现D的新政策，在政治上确犯了极严重的错误，中央特命令湖南省委按照实际需要决定该部工作计划，连同中央扩大会议的决议和材料派一负责同志前去召集军中同志讨论并由大会改造D的组织，有必要时，派一勇敢明白的工人同志任D代表。”正是这个来势凶猛的中央文件的下达，湖南省委于1928年3月派了湘南特委军事部长到井冈山根据地贯彻执行，取消了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改组为师委，由何挺颖任书记，毛泽东改任师长，致使边界“顿失中心”，“各自为政”，加之革命军受命开往湘南，才造成了边界的“三月失败”。中央的指示信显然是导致边界“三月失败”的重要原因。

    二是湖南省委和湘南特委亦存在严重的“左”倾观点，使中央的“左”倾政策得以贯彻落实。

    湖南省委和湘南特委的错误表现在：在政治上，认为当时的形势是处于高潮，是“布置总暴动的极紧张的时机”，出尔反尔地批评毛泽东创造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计划，是“条件不具备”，“而且是没有胜利保障的”。为了使敌军在湘粤大道上站不住脚，竟指令把湘粤大道两侧十里内的村庄房屋全部烧毁，并派专人到湘南去传达，监督这项计划的实行。为此，湘南特委提出了“烧，烧，烧，烧尽一切反动派的房屋！杀，杀，杀，杀掉一切反动派的头颅！”的极左口号，在湘南大搞所谓“坚壁清野”、“焦土政策”，以致成了郴县“反白事件”的导火线。同时，湘南特委根据湖南省委的指示，派特派员周鲁前往井冈山根据地，传达这一思想。在军事上，1928年3月朱德、陈毅等领导湘南年关暴动后，值粤、湘、桂三省军阀暂时稳定，敌人出动了7个师的兵力，分路向起义军“协剿”。在这种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湖南省委还坚持认为：“现时湖南的局面，是一个总暴动前途日益迫切的局面”，还要组织什么“总暴动”。显然，湖南省委和湘南特委的错误指令，是导致边界“三月失败”的直接原因。

    三是策应湘南暴动的客观需要。

    工农革命军开赴湘南，从策应湘南暴动，掩护起义部队撤退这个意义上考虑，是无可非议、责无旁贷的。在当时的情况下不去是不行的，何况还有湘南特委代表周鲁的督促实施。问题在于湖南省委在战略全局的决策上是失当的，不切实际的。

    所以，“三月失败”的主因是中共中央的“左”倾政策，中共湖南省委和湘南特委对中央的“左”倾政策积极施行并加以发展，推向极端，直接导致了边界的“三月失败”。

    从“三月失败”中我们可以得出教训：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下，一个D必须有清醒的头脑，一个D的组织必须正确执行和理解D的路线、方针、政策，否则，将会带来惨重代价；在红军和根据地的初创时期，革命的武装力量必须坚守自己的军事大本营，在需要出击的时候，也要谨慎从事，防止大本营遭敌袭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