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悉“六大”决议

东固，地处吉安东南面，东与永丰为邻，南与兴国接壤,西与泰和交界，北与吉水相连。此地被毛泽东称为“李文林式”的红色割据， 被陈毅誉为“东井冈”。

 东固，是一九二八年四月间形成的赣西又一块红色根据地的中心。在这里，活跃着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和独立第四团两支红军队伍,这是在暴动农民组成的游击队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革命武装。红军独立第二团的领导人是李文林，全团有六个步兵连和一个机枪连，共百余人，四百多支枪。红军独立第四团的领导人是段月泉，全团有四百多人，三百多支枪。

二月十七日，在红二团团长李文林迎接下，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到达东固。二十二日，隆重举行了东固会师庆祝大会。会上，毛泽东传达了 “六大”文件并发表了充满革命激情的讲话：“东固山很好，是 第二个井冈山。现在，东固山与井冈山终于连接起来了，最终要连接全中国，中国革命一定要胜利！ ”他还高度赞扬了红二、四团：“红四军是铁军，红二、四团是钢军！ ”朱德则风趣地说：“国民D反动派天天喊打倒'朱毛'，'朱毛'越打越多，现在你们也成了朱毛了！ ”

 毛泽东、朱德的讲话，充分肯定了红二、四团领导东固人民在革命斗争中所取得的重大成就，高度评价了两军会师的重要意义。会师后，红二、四团向红四军赠送了四千银元，还有大批子弹及物资, 并为红四军安置了三百多名伤病员在东固治疗。红四军也向红二、 四团赠送了四挺机关枪和一门迫击炮。为加强东固根据地的建设, 还留下了毛泽覃等一批干部。

 红四军到达东固后，袁文才和广大红军指战员一样，沉浸在两军会师的喜悦之中，享受着由行军打仗带来的极度疲劳转入暂时的安稳。在离开井冈山后的四十多个日日夜夜，他的感受实在是太 深了。

在对待革命斗争艰苦性的问题上，袁文才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的认识过程。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恐怕什么人的生活都很少有红军这样坏的。现在现洋缺乏，每人每天五分大洋的伙食费（米归地方供给），时常难以为继。’打倒资本家，天天吃南瓜'，士兵的谚语，表示 了他们的痛楚，耐得苦，比第四军更耐得苦的恐怕也少了”。袁文才 本来就出生贫苦，贫寒学生的苦他尝过,农村重活的苦他吃过，豪绅 地主压迫的苦他受过，动荡不安的苦他也经历过。所以，井冈山根据地异常艰苦的物资生活，对于袁文才来讲，算不了什么，因为他苦惯 了，对艰苦已习于为常。然而，这次出击赣南，他却体味了从未体验的那种苦：部队长途跋涉、频繁转战、挨冻受饿之苦,遭受敌军前堵后追、左右拦截、重重围困之苦，特别是看到部队连遭失利、伤亡惨重，给他内心带来的深深痛苦，使得袁文才对革命斗争的艰苦性形成了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

 在对白色恐怖下的红色政权的理解上，袁文才十分钦佩毛泽东为湘赣边界D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写的决议中对中国社会及革命形势的精辟分析。他从头至尾认认真真地读了两遍。从朱毛会师到红 四军与红五军的会师，从井冈山根据地的开创到东固根据地的建 立，从红军力量的发展壮大到“武装割据”的不断扩展，袁文才深深 感到，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正如毛泽东所预言的那样：“我们只须知道中国白色政权的分裂和战争是继续不断的，则红色政权的发 生、存在并且日益发展，便是无疑的了。”这也使得袁文才的革命信念更加坚定。

最使袁文才内心难以平静的是，在出击赣南短短的一个多月时间里,许许多多红军指战员为了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朱德的妻子伍若兰就是其中的一个。

 出生于一九O三年的伍若兰，十八岁考入湖南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受革命思想的熏染，一九二六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D。随即投身于耒阳地区的农民运动，并成了湖南早期农民运动中一位坚强的革命女性。一九二八年二月，朱德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攻下耒阳城后，结识了伍若兰。共同的革命志向，使他们由相识到相爱，并结为夫妻。自此，她追随朱德，于一九二八年四月上了井冈山，担任红 四军政治部宣传队队长。她经常深入乡村，宣传、发动群众。作为朱德军长的夫人，她没有一点架子，和红军战士们一样行军、打仗，深 得部队官兵和当地群众的称赞和喜爱。在袁文才的意识中，伍若兰英勇不屈的斗争精神以及音容笑貌似乎还历历在目，而朱德军长讲的“一个大胡子，一个大麻子，凑在一起过日子”的风趣话，仿佛就发生在昨天。可残酷的斗争，使正处青春年华的伍若兰就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朱德军长为此忍受着巨大的痛苦。每当想起这些，袁文才的内心无不受到深深的震撼。他敬佩红军官兵们为革命前赴后继、英勇献身的革命精神，特别是在敌人的屠刀下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

 想到这些，袁文才心潮起伏、思绪万千、难以入眠，他走出自己的房间，前往毛泽东的住处走去。他喜欢听毛泽东讲述中国革命的形势，喜欢听毛泽东对事物富有哲理的洞察分析。毛泽东安家茅坪住在八角楼时，他经常会去那里坐坐，有时议事情，有时聊聊天，甚至拉拉家常。特别是当袁文才碰到问题时，经毛泽东一点拨,袁文才会茅塞顿开、豁然开朗；当袁文才受到挫折或遇到困难时，在毛泽东的一番教育开导下,他又会顿感信心倍增、一身轻松。袁文才不止一次地对人说:“毛委员真是中央才，我服了他，这辈子跟定了他！ ”这是他发自内心的一种感受和信念。当他走到毛泽东住房门口时，毛泽东的警卫员龙开富告诉他说，毛委员和贺子珍都刚出去，可能要等会儿才能回来，要他在毛泽东房间里等一等。

当袁文才走进毛泽东的房间坐下时，无意中看到桌上放着上午毛泽东在会师大会上传达的那份六大文件。于是，他随手拿了过来，准备细看一遍，因在这之前，他只是在柏路会议时听毛泽东传达过一次。当他看到中共“六大”决议案中对土匪武装的策略规定:“他们的首领应当作反革命的首领看待，即令他们帮助武装起义亦应如此。这类首领均应完全歼除。让土匪深入革命军队或政府中,是危险异常的。”这如同晴天霹雳、雨中惊雷，顿时把袁文才给震懵了。他似乎对柏路会议以来存于心底的许多疑问恍然大悟;他仿佛掉进了冰窖，顿觉寒彻肌骨。他立刻起身，对龙开富说还有些急事要处理， 就回到了自己的住处。

 柏路会议在传达“六大”文件时，毛委员突然中止传达宣布休息时的神情，要他离开家乡、离开自己的部队随红四军出征赣南的真实用意，以及在这之后那些让他难以捉摸的目光，这一切的一切，他好像已经从“六大”文件中理出了头绪、找到了答案。袁文才无法平静自己的心情，他无论如何不敢相信，自己一贯所崇敬所钟爱的D， 怎么非要将忠心于D的事业的人置于死地呢？ “六大”这一规定，无 论于情于理，他都根本无法理解和接受。是的，自己原来是参加过马刀队，可具体情况还要具体分析，怎能一概而论！马刀队是一支绿林武装，但绿林武装并非都是土匪。马刀队以“劫富济贫，除暴安良”的宗旨深得许多贫苦农民的响应,是一支专门与地主豪绅作对的农民 武装。对这样一支武装，怎能简单地把它划为土匪行列？自从入D之后，自己对D一直是忠心耿耿，毫无二心。如今，D却要除掉自己，袁 文才不由得一阵寒心，一阵剧痛。

 袁文才在反思自己，究竟做了哪些对不起D的事？没有,确实没有！自从入D那天起,他就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了D的事业。永新劫狱,他奋不顾身；处决胡亚春,他深明大义;接受毛泽东安家茅坪，他竭尽全力；出击湘南，他身先士卒;创建井冈山根据地，他尽心尽责； 保卫红色政权，他舍生忘死……可这一切，不仅不能得到D的认可,相反，D却不能容纳自己。这世上还有什么天理公道？！还有什么是非曲直？！

 此刻,他多么想找一个人宣泄自己的情绪和怨气。找谁呢？毫无疑问，他首先想到的就是毛委员，他认为毛委员最了解他，最信任他,他也一直把毛委员视为兄长、当成知己、当作自己参加革命的真正引路人。可他立即又改变了主意，他想到毛委员这一路来那么辛劳，为了红军的生存、发展，为保卫井冈山根据地，毛委员承受着巨大的压力。特别是在自己的一些问题上，袁文才对毛委员的用意似乎有了更深一层的领悟：如果按照眼前这个“六大”文件，自己和王佐都难以逃脱被杀。可为何非但没杀，反而都被提拔使用呢？可见, 这完全是毛委员的一片苦心，他为了避免革命事业遭受损害，也是在极力保护着自己。毛委员虽然一心想帮助自己、保护自己，并且在错综复杂的地方土、客籍矛盾中一直竭尽全力做转化工作，以避免矛盾激化。可这一规定毕竟是出自D的最高权力机构——D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大会所制定的政策，毛委员对此也无法改变。现在如果给毛委员提出这个问题,他又怎么好作出明确答复？站在D的立场上，毛委员无疑必须拥护和执行D的决议；而站在与袁文才个人的感情角度和实事求是的立场，毛委员必定不赞成这种做法。 这不是要毛委员承担违背D的决议的责任吗？我袁文才怎么能让毛委员为难呢？

在排除找毛泽东之后，袁文才立刻又想到了两个人，这就是与袁文才同时调红四军、现任红四军前委秘书长的原宁冈县委宣传部长刘辉霄和随袁文才一同出击赣南、现任红四军军部副官兼事务长的谢桂标。

刘辉霄是袁文才早在一九二五年接受政府“招安”时就认识的 同乡，由于彼此间性格相通、意气相投,久而久之便成了无话不谈的知己。而谢桂标与袁文才更是风雨同舟、肝胆相照的难兄难弟。他是在一九二四年参加马刀队的，尔后随袁文才下山接受“招安”。谢桂标出生极其贫苦，革命斗争精神十分强烈。一九二七年毛泽东安家茅坪时，他积极为工农革命军筹集粮草,协助搞好留守处工作，同年 十一月加入中国共产D，随后在七溪岭、蛆头坊、睦村等多次战斗 中，他都身先士卒，英勇奋战，屡立战功。特别是在一九二八年二月攻打新城战斗中，他连续杀敌十四人，率先冲进城内。受到毛泽东的表扬。由于他的突出表现，加之素来为人正直，办事公正且精明能 干，深得毛泽东和袁文才的器重赏识，在一九二八年成立中共宁冈县委的D代会上被选为县委委员，同年五月在中共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特委常委，九月份又担任宁冈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主席。

 当部下把刘辉霄和谢桂标找来后，还未等袁文才开口说话，刘 辉霄便急切地告诉袁文才和谢桂标:井冈山根据地已失守。这消息对袁文才来说，无异于五雷轰顶、雪上加霜。他痛苦地意识到:我守山红军、我三十二团官兵在这大劫面前，还能生存下来吗？井冈山根据地的贫苦百姓又将蒙受什么样的灾难？妻子儿女现在又怎么样了？袁文才不敢想象。

 他最清楚国民D军的残暴和地方反动势力的凶狠。那是去年八月下旬的一天，袁文才派谢冲波和邓海波前往古城侦察敌情，不幸落入谢勇余的靖卫队手里，谢勇余对他们严刑拷打,要他们供出D的组织和袁文才部队活动去向。在谢冲波和邓海波不予理睬的情况 下，敌人便对他们下毒手，先割耳朵、舌头，然后一块一块地在他们身上割肉，最后他们倒在血泊中，流血至死。得知消息后，袁文才率部奋力搭救,但为时已晚。袁文才又立即赶到古城的西源村,一片惨状更使他触目惊心：整个村子火光冲天，片瓦无存，尸骸遍地，鲜血淋漓。赤卫队员谢春光被开膛剖腹，他的肠子被挂在竹竿上，腹部被填满石头；赤卫队交通员谢祥光的生殖器被割下，塞入他自己的嘴里；女赤卫队员罗根英的舌头被割掉，双乳被割掉，双手被钉在墙上，阴部被刺刀刺入;谢冲波的母亲被割去双乳和脚肚，流血至死。

 这一幕幕往事，无不激起袁文才对守山红军、对远方亲人的无限惦念和牵挂，他再也无法冷静下来，同时也进一步促使他定下返乡的决心。

 俗话说:“哀莫大于心死。”情感与心灵屡遭无情霜打的袁文才, 倍感自己的渺小与世俗那不可抗拒的巨大力量！他把“六大”决议情况向刘辉霄和谢桂标简要叙述了一遍，随即无奈地提出离开红四军返回宁冈的想法。刘辉霄、谢桂标对这位兄长是熟悉的、了解的。他们都知道，红三十二团官兵和家里亲人在袁文才心目中的分量。

对于刘辉霄来说,他深知“六大”决议案中关于土匪的规定对袁文才和谢桂标将意味着什么。他想象得出，袁文才和谢桂标为此所遭受的严重不安和巨大痛苦。对他们的处境，刘辉霄深表理解和同情。他自己也在为井冈山根据地的失守而深深地担忧。此外，他不无忧虑地独自思忖起来：“六大”决议既然规定对于出身土匪的首领要 “完全歼除”，那么，自己曾积极说服出身“土匪”首领的袁文才接受县府招安，后来又成了他的入D介绍人。D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能理解吗？能肯定自己就不受到牵连吗？将来自己的结果又能好到哪里 去呢？这一连串的问题使刘辉霄难以理出一个头绪。

对于谢桂标来说，“六大”决议案中关于对土匪武装的策略规定，同样也给他带来震惊,他的心境同袁文才一样苦涩。他虽然只念过两年私塾，没什么文化，但在大是大非面前，他从不糊涂，他也为 “六大”的这一规定深感困惑和痛苦。在他心目中，袁文才既是他尊敬的上级,更是患难与共、同生入死的兄弟，他们两心相知、情相通，都立志要干出一番事业。在许多问题上，袁文才的看法，就是他的心声,袁文才的主张，就代表他的意见。在今天这一重大的问题上，他决定和袁文才一样，离开红四军，返回家乡！

 三个人坐在一起，推心置腹，一直交谈到凌晨一点。刘辉霄思来想去，最终也决定与袁文才、谢桂标一同离开红四军返回宁冈老家。 他们约定简单准备一下行装就立即动身启程。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情况变化，袁文才可以说毫无思想准备，他觉得思绪混乱到了极点。眼下还有一个问题在困扰着他，即要不要把自己离队的事告诉毛委员，凭自己与毛泽东之间的个人感情，无疑应该向一直关爱、器重自己的毛委员告别一声，否则显得自己太不够义气。在这种情况下，毛委员也许能够理解和同意。但是，如果毛委员不同意那又如何是好？而且，完全有这种可能。在毛委员不同意的情况下再擅自离队，这不是更不够义气了吗？与其那样还不如悄然离开，袁文才决定不辞而别。

 二月二十四日，正值元宵，这是家人久别重逢、团圆相聚的重要的传统佳节。身在他乡、处于逆境的袁文才，被那种强烈的思乡之情所缠绕，他不禁深深感叹：步入军旅生活这么些年，自己曾熬过多少个“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夜晚啊！眼下，夜已深沉，冷清清的明月挂在天空，大熊星已经斜落天边。东固的崇山峻岭，蒙着一层惨淡、迷蒙的月色，偶然有几缕白云飘过，宛似一层轻飘飘的薄纱；山川沉寂，郁乎苍苍。初春的深夜，空气里弥漫着阵阵袭人的寒气。此时此刻，袁文才强烈的思念之情，更被那种内心遭受严重创伤后的苦涩、痛楚的情感所替代。

凌晨两点，袁文才与刘辉霄、谢桂标趁夜深人静之时悄悄地上路。为安全起见，他们装扮成做小生意的商人模样。袁文才挑着一担竹第，里面放了一些花生之类的食品，将手枪藏于竹算的底部。刘辉霄、谢桂标也各自挑着一担杂货篓子，打扮成卖小杂货兼收购土特产的“货郎”。

 袁文才对东固一带的地形虽然不熟悉，但他通过地图，对周围一带的地理位置早已烂熟于胸。他知道东固紧靠泰和最东面的小龙镇，而井冈山的拿山则与泰和最西面的碧溪相连。他们要返回家乡， 就必须一直往西而行，要么横穿整个泰和，要么由泰和经万安过遂川再到井冈山的茨坪，因遂川的北部与井冈山整个东面相接。

由于心情原因，他们上路后一夜无话，各想各的心事。袁文才的心里在滴血，“六大”决议和井冈山失守，这两件事仿佛一把无形的双刃剑，把他的心刺得千疮百孔、鲜血淋漓。

 为了避免泰和当地反动民团的盘查而带来的麻烦，袁文才与刘辉霄、谢桂标商量，采取昼伏夜行、时而分散时而集中的办法，并尽可能选择偏僻的山间小道作为行走路线。从东固出发后，当晚他们翻过陡峭险峻的白云山，到达泰和小龙镇，这时还不到早晨五点。初春的夜，显得寒冷而漫长，离天亮起码还有一个多小时，趁着夜色, 他们继续往前赶路。当太阳还未爬出山坳，人们还在贪恋被窝里的温暖时，他们带着朝露到达了泰和的中龙，找到一户住地偏僻的匡姓人家吃了早饭,然后轮换睡觉休息。

 当红四军到达东固之时，一直尾追红军的赣军李文彬部也迅速向东固逼近，吉安的金汉鼎部也对东固展开攻势。就在袁文才找毛泽东那天晚上，毛泽东正在朱德住处研究对策，他们闻知井冈山失守的消息，心里都十分沉重,而对眼前的严峻局势，又甚是担忧。他们认为红四军不便久留东固，决定改变原定的固定区域的公开武装割据政策,采取飘忽不定、变幻不居的“打圈子”的游击战略战术，立即向D的基础较好且反动统治势力较弱的闽西进军。

那天晚上，毛泽东深夜才回到住处，龙开富告诉他袁文才来过之事。当毛泽东看到桌上的“六大”文件时，似乎隐约地觉察到可能要发生的事情。他准备上午抽时间跟袁文才直截了当地谈谈这个问题。他了解袁文才,也有信心说服袁文才。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此刻袁文才已经离队上路，他不仅与他人生当中这一关键性的重要转机擦肩而过，而且为他一年后的蒙冤被杀埋下了祸根。

离开中龙后，袁文才与刘辉霄、谢桂标沿着泰和的沙村、冠朝进入到万安的窑头镇。本来他们想从泰和的塘洲镇渡口过赣江，但一则方向不对，塘洲在冠朝的北面，要多走很长的冤枉路;二则塘洲离泰和县城太近，很不安全。所以，最后选择从万安的窑头渡口过赣江，再途经万安的高陂进入遂川县界，又从遂川的双桥往新江再到五斗江。经过整整七天的奔波，于三月二日凌晨到达井冈山的茨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