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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平化(1907-2001),原名张楚材，出生于炎陵(原鄱县)石洲乡。1921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D，1930年1月至1932年4月任鄱县县委书记，先后担任红二方面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八路军一二。师政治部宣传部部长，三五八旅政治部主任、政委，东北联军政治部副主任，哈尔滨市市委书记。
新中国成立后，张平化先后任武汉市市委书记、湖北省省委第二书记、中南局书记处书记，湖南省省委第一书记、中南局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山西省省委书记，湖南省省委第二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D校副校长，国务院农委第一副主任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顾问。
他是中国共产D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届、第十一届中央委员，第十二届中顾委委员，中国共产D第十三次、第十四次、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特邀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张平化祖父是自耕农，到了张平化父亲，便成了完全靠租种地主土地为生的佃农。
张平化家所在的上九村，有黄安仁、黄安儒两户地主，他们有很多土地，张平化家种的田就是他们的。他们按60%以上的比例收地租，张平化一家一年辛辛苦苦，所得不到40%。每到秋收季节，地主接二连三地带人到佃户家逼缴租谷，一升不能少。这种情形令人非常气愤。
由于人口多，每年交租后口粮缺少，张平化一家只好在大山沟里开荒种红薯。把红薯刨成丝晒干，拌在米里做饭。冬天就全靠吃红薯，再不够就上山挖蕨根，采苦菜。种地主的田要交租谷，种地主的油茶山要交油税，还有高利贷和衙门任意摊派的各种苛捐杂税，重重剥削，农民实难忍受。可是在豪绅地主、军阀官僚统治的衙门里，没有公道可言。
1923年，都县县政府派给果毅团（上九都）一笔“殷实捐”。按理“殷实捐”当然应由那些有钱有粮的“殷实户”负担，但是团总老爷耍滑头，为富家大户转嫁负担，要每个乡派一名代表来团局开会，商量怎么摊派。
石洲乡推选张平化叔父张旭初当代表。在会上张旭初提出，既然叫“殷实捐”，那就应该先算算有多少“殷实户”，捐自然要由他们来负担。当时上九都只有四家够得上“殷实户”。除了黄安仁、黄安儒两户外，还有姓刘的和姓潘的两户。这四家都是上九都有名的大地主兼高利贷者。这次各乡来开会的多数是佃户和欠债者，少数半自耕农也是受地主地租剥削的。因此，大家都赞成张旭初的主张。团总不得已，只好按代表的意见把捐派给了这四家。但他们有钱有势，跑到县衙门告状，贿赂买通了县长老爷，结果县里一纸公文批下来，说要重新摊派。这样一来那笔“殷实捐”都摊到佃户身上去了。佃户们不服，便上诉衡州府。
状子递上去了，但州府一拖再拖，不予公断。而县衙门和团局催收捐款却是雷厉风行，分文不能短少。当时去递状子的是张旭初。他住在衡阳城一个小旅社里，却天天都有人以“查户口”为名，故意找他的麻烦，并威胁他如不赶紧离开衡阳就对他不客气。张旭初很感意外，心里想替农民告状伸张正义，为什么就会被如此刁难呢？张旭初晚上睡不着觉，想来想去才明白，贫苦农民到豪绅地主的衙门里告状会有什么好结果！第二天，张旭初便收拾行李回乡。
这件事对张平化教育很深，他从业匕明白了：农民要想翻身，只有组织起来进行斗争。后来，搞农民运动时他非常积极，父亲被选为乡农民协会委员长，张平化极力支持,他自己参加了共产D，为了贫苦农民的翻身解放，不怕牺牲，奋斗不息。
广大农民群众不甘忍受地主官僚的剥削和压榨，长期以来进行着各种自发的反抗斗争。张平化9岁那一年，邻居家仅有的一条老黄牛跌死在陡坡下，牛主人哭哭啼啼，茶饭难咽。乡亲们知道牛主人贫苦，为了挽回一点损失，都来帮忙刮皮割肉，以便让主人卖点钱，再买一头小牛喂养。恰好这时县里来了两个催收捐税的衙役。他们捏造是非，胡说牛主人“私宰耕牛，该当法办”，同时手拿麻绳绑人，多方敲诈勒索。一个机灵的小伙子见状飞快跑去找好打抱不平的张平化哥哥张拱照。当时张拱照正在那里铲田坎，小伙子老远就对他喊：“不好了，不好了!”拱照叫他在田边坐下来慢慢介绍情况。这时附近干活的农民也纷纷围拢过来。小伙子讲完之后，大家七嘴八舌，议论纷纷，唯独张拱照一声不吭。
张拱照看看太阳快落山了，便低声对小伙子说：“你回去告诉他（即牛主人），不要怕。不管他们怎么凶，什么条件也不要答应。他们要绑人也不要怕。”小伙子走后，张拱照站起来对大家说：“咱们要收工了，谁有胆量就同我―路去。”当时有六七个人响应。张拱照挑选了四人，各带一把铁铲，一同向团箕坑走去。过了两个小店，在坳头村边的石阶路上坐下休息。黄昏时分，两个衙役牵着被五花大绑的牛主人来了，走到他们身边时，两个小伙子起身让路。衙役走过去，踏上石阶，张拱照和两个农友并排端坐在石阶上，挡住去路。
走在前面的衙役大声呵斥：“快起来！让老子过去!”
张拱照不让路，反问道：“你是什么人。为什么这样气势汹汹？”
那衙役用手指了指牛主人说：“你看看他，就知道我是什么人了。”
张拱照和两个农友同时站起来，大声说：“啊！原来你们是绑人的衙役，有拘票吗?”
“没有！怎么啦?”衙役蛮横地回答。
“拘票都没有，你们有什么权力绑人？他犯了什么罪?”
“他私宰耕牛!”
衙役的话声刚落，旁边的农民便纷纷出来证明牛是在陡坡上跌死的，不是私宰。说话的人越来越多，嗓门越来越高。附近坳头村和团箕坑村的农民也都跑来助威。衙役被重重包围，成了受审的“罪犯”。人群中你一言我一语,严厉地质问：“你们随意捆绑农民，自己犯法，反而说人家犯法，该当何罪?”“你们也是穷人出身，当了几天衙役就来欺压穷人，敲诈勒索，良心何在？”两个衙役被问得面红耳赤，心惊肉跳，最后跪在地上向群众求饶。他们一边磕头，一边连声认错。群众问是真认错还是假认错，他们连声答是真认错。这时张拱照说：“真认错，就要改。光说不改也不行。”两个衙役赶紧爬起来，解开牛主人身上的绳子，并拱手作揖道歉。斗争胜利了，群众热烈鼓掌庆幸。
后来张拱照给张平化讲了这个生动的故事。当时张平化就问，为什么不揍那两个家伙？张拱照说；“揍不得，如果把他们揍伤或揍死，就闹出大乱子了。那两个衙役也是穷人出身，不是我们真正的敌人。我们那场斗争的目的,一是解救农友，二是教育衙役。”
从这场斗争中，张平化再次看到了农民群众的威力，同时也认识到这次斗争性质上还属于自发的斗争，所以很难最后扳倒敌人。要扳倒敌人，只有在中国共产D的领导下，让广大农民群众组织起来，真正走上自觉的革命斗争道路，最终才能推翻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
张平化在家里排行老三，他上面有一个姐姐和—个哥哥。哥哥是个很好的劳力，插秧、割禾、耘田样样是能手，修理农具、家具等也都在行，家里的活都由他顶起来，再因当时家境贫苦，都想家里有个读书人，将来有出头之日，张平化就有机会去念书了。
张平化最初在家乡读私塾，不过读私塾的时间不长，便进了初小。由于学习成绩好，初小没有毕业就考上了高小，高小没有毕业又考上了湖南省立第三师范。湖南省立第三师范设在衡阳，当时投考的人很多，一个县的名额只有两个，很难考上。结果张平化这个高小未毕业的学生竟然考上了。鄢县同时考上的还有一个叫彭德广的，是土籍人。
张平化是个穷学生，上学念书就得刻苦勤奋。从张平化家到衡阳的路程很远，步行一般要花五天。那些富公子们都是骑马坐轿，下马住店，大吃大喝。而张平化脚穿草鞋，昼行夜宿，三天便赶到了。师范学校不收书籍费和学费，只收伙食费，来往旅费由学生自己负担。就是付这样一笔钱，对张平化家来说也是很困难的。为了供张平化上师范，祖父卖掉了原留存以备购置棺材用的几亩“猪屎丘”地产。张平化在学校的生活很清苦，每年寒暑假期，回家没有路费，就把自己的被子、蚊帐甚至书籍都拿到当铺去换些钱来做回家的盘缠。就这样，张平化在省立第三师范度过了两年半。
张平化在考人师范之前，读的是宣扬孔孟之道的书,主要是《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这些书过去被历代统治阶级及其代言人崇奉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纲领、处事做人的准则，不能违背，对张平化这些幼稚的学生很有影响。
张平化刚到衡阳念书，就参加由省立第三师范、第三中学以及在衡阳其他学校念书的鄱县同学组织的一个取名为“中庸会”的同乡会，可见孔孟思想在当时学校中影响之深广。
随着在第三师范学习新文化、接触革命斗争，张平化逐渐懂得更多的革命道理，越来越认识到孔孟之道不能救中国，必须摆脱孔孟之道的影响。
张平化进入第三师范的第三年，即1926年春，正值北伐战争轰轰烈烈地展开。当时北伐军有一支黄埔军校的入伍生（他们都是青年学生，考上黄埔军校成为正式学员之前有个预备阶段，在这期间就叫入伍生），路经衡阳时，住在第三师范学校没有上课的教室里。教室后而是张平化的自修室和寝室。他们用粉笔在通往自修室和寝室的走廊上划一条线，以示所有的官兵都不得过此打扰学生的学习和休息，纪律非常严明，这给张平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这些黄埔军校的入伍生还一有机会就向张平化宣传国民革命的道理，唱北伐军歌曲：“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齐欢唱！”
北伐军的革命宣传和实际行动，对张平化等“三师"学生，特别是贫苦农民家庭出身的学生的思想影响很大。学生们从内心感到这样干革命国家就大有希望。从此，张平化逐步清除了孔孟之道的影响，开始接受北伐军“打倒列强，打倒军阀”的革命思想，接受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特别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萌发了投身革命、参加共产D的愿望。
当时正处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许多共产加入了国民D，并以国民D左派的名义来发展共产D的组织。那时共产D的活动是秘密的，而国民D左派是比较公开的。张平化想参加共产D，可是不知道谁是共产。第三师范有个叫张际春的同学，湖南宜章县人，许多同学都认为他是共产。有一次张平化问他是不是共产，能不能介绍自己参加。他笑着摇摇头说，“我不知道共产D在哪里，不过可以介绍你参加国民D左派。真正的左派是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运动’三大政策的。”
就这样，经张际春介绍（新中国成立后，张平化在中宣部工作时，才确知当年第三师范那个姓张的同学即张际春同志），张平化加入了学校里的国民D左派组织。实际上，当时的国民D左派也接受共产D的领导，贯彻共产D的纲领和政策。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就是接受共产D的建议而提出的。
在第三师范学习期间，张平化经常参加实际上是由共产D组织和领导的社会活动。对张平化印象比较深刻的是那次驱逐反动校长彭德芳的斗争。彭德芳是湖南东安县人，据说是国家主义派。他担任第三师范校长期间，经常散布反动言论，引起学生的不满，学生们纷纷要求他下台。这次斗争选择了与每个学生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包办伙食的人弄虚作假，克扣膳费，以伙食办得很不好为突破口，向校方施加压力。大家事先约好，等开饭的钟声一响，便一齐来到学校食堂，一坐下便有人带头把筷子往饭桌上一拍，大叫一声“吃不得!”这时大家跟着都把筷子扔到桌上，开始罢餐。这一招使校方很头疼，便立即来做学生的工作。最后达成协议，由学生派代表参加伙食管理。由于有学生的监督，后来伙食有了明显的改善。这次罢餐斗争的胜利，鼓舞了学生们的斗志，大家一鼓作气，和进步教师一起，以罢课、罢教等形式，终于迫使彭德芳和反动学监姚余勤辞职离校。在大家的拥戴下，由共产蒋啸青担任了第三师范的校长。
张平化在湖南省立第三师范读书的时间是1924年至1926年上半年。当时中国国内第一次大革命热潮逐步高涨，北伐战争方兴未艾。
在大革命浪潮的推动下，张平化决心参加北伐军，投身国民革命。1926年上学期结束后，张平化即离校去武汉投考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即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和张平化同行的有一个姓龙的青年，他是湖南省立第三中学的学生。张平化住在一个小旅馆里等待考试。当时准备报考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有湖南、湖北、江西、河南等省的人。湖南历史上教育比较发达，这次在校生和一些已经毕业的青年学生前来报考的就有600多人，而武汉分校规定每个省只招收两人，其他几个省来报考的每省只有几个人，这样湖南来的考生很有意见，要求学校当局增加湖南的名额，但校方坚决不同意。当时湖南报考的学生中情况很复杂，据说里面有国家主义派的人。他们利用这个机会煽动湖南的学生在黄鹤楼接连开了三次大会，每次都有好几百人参加。在会上，那些领头的人煽动说；“如果不增加我省的名额，
我们就游行示威，要在武汉三镇闹个天翻地覆！”学校当局斩钉截铁，不但不增加名额，而且宣布凡是参加了黄鹤楼会议的人统统取消考试资格。这样一来，谁也不敢再闹了。
张平化参加过黄鹤楼会议，感到录取希望甚微，增加几个名额也只是百里挑一，干脆不考了。当时汉口有个名为辅德中学的教会学校，北伐军占领武汉后，利用这个学校放暑假的机会举办了一个“国民革命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张平化得知后心想，这是自己投身国民革命，参加北伐军的极好机会，赶快去报了名。这个训练班招生没有限名额，所以他一考就录取了。后来得知这个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名义上是国民革命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的训练班，实际上是共产D中央办的。当时前敌总指挥是唐生智，政治部主任是共产彭泽湘。那时，共产D为了掌握军队，加强北伐军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就通过彭泽湘领导的政治部，举办了这个训练班，招收革命青年，培养北伐军的政治工作。
一进训练班，张平化便脱下了学生装，换上军服，过起了战士生活，每天早上起来跑步，进行一些军事制式训练。训练班的教学内容主要是政治课，我D的许多重要人物都来这里讲课。有张国煮讲农民运动，李立三讲工人运动，烽代英讲青年工作，施存统讲政治经济学，李维汉和李达讲哲学等。毛泽东同志当时是国民D中央的农民部长,曾在广州主办过农民运动讲习所，北伐军占领武汉后又主要由他负责在武汉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他讲课的内容主要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当时张国泰、毛泽东都是共产D的领导人，但两人对农民运动的观点完全不一样。张国裁强调农民的落后性。他说，农民是最爱小利的，你只要给他一个铜板他就给你办事。这实际上是否定农民运动的革命性。毛泽东立场坚定、态度鲜明地支持和歌颂农民在革命中的巨大作用，明确地提出了农民问题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的理论和政策。他说，如果要论功行赏，国民革命是一百分，那么，其中农民在农村闹革命要算七十分，就是说农民有百分之七十的功劳。我国革命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封建地主阶级的特权，则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不会根本倒塌，农民一旦起来就能翻天覆地。毛泽东还对那些说农民运动“过火了”“糟得很”，骂领导农民协会的是“流氓”“地痞”，是“穿烂鞋夹烂伞的”，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等攻击和破坏农民运动的言论，都作了有力的驳斥，
大长了农民的革命志气，大灭了地主豪绅、军阀官僚的反革命气焰。
这也使张平化认识到以张国煮为代表，只注意工人运动，忘记了农民，从“左”的方面否定农民运动；以陈独秀为代表，只注意同国民D合作，并被国民D的反动潮流所吓倒，从“右”的方面取消伟大的农民革命斗争，这两种机会主义都抛弃农民这个最主要的同盟军，使工人阶级和共产D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必然招致革命的失败。而毛泽东同志的报告是张平化在训练班感受最深、受教育最大的一课。
在训练班期间，张平化一直在继续寻找共产D。一天，训练班有个同学主动找张平化谈话，他说：“共产D好是好，就是太难找，咱们俩以后都留心一下，你我都找。你找到了告诉我，我找到了告诉你。”张平化答应了他。张平化当时估计这个人可能是共产，但又不好直说。可惜张平化在这里的时间太短了，D组织还没有找到就毕业各奔东西了。
1927年春张平化在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学习完毕后，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三十六军三师九团三营任政治指导员，不久即参加了北伐的河南战役，讨伐奉系军阀张作霖。
国民革命军前敌总指挥是唐生智，他原来也是个军阀,后来与广东的北伐军有了联系，接受了北伐的主张，被任命为前敌总指挥。唐生智手下有四个军，即老八军（军长刘建绪）、新八军、三十五军和三十六军。三十五军军长何健，是湖南醴陵人，很反动。许克祥是三十五军里面的一个代理团长，长沙“马日事变”就是这个团在何键指使下发动的。三十六军军长刘兴（字铁夫），湖南祁阳县人。他沿京汉线前进，是北伐军的中路。东而有第四军，是来自广西的张发奎、李济深的部队。他们沿汝南、上蔡一带向北进军。左路有贺龙的部队，他那时是独立二十一师的师长。
张平化当时所在的三十六军从湖北武昌出发，乘火车开往河南。在进入河南之前，部队在湖北的广水车站等火车，并就地休息。广水北面是位于鄂豫交界处的名胜地鸡公山。有一天，张平化和营部的几个人利用空闲时间去那里登山游览，回来的时候，营部备了几匹马来接张平化。张平化第一次骑马，没有掌握要领，跨上马背就被摔下来，马也跑了，他只好一步一步地走回去。
休息了几天以后，张平化从广水坐火车出发，经武胜关开往河南，到信阳后，张平化便到吴佩孚的部队住过的地方去察看。在那里发现了许多北洋军士兵写在墙上的打油诗，其中一句给张平化印象很深，“大米饭，没有汤，困在信阳”。张平化这时才知道，信阳是个有名的出产大米的地方，而北洋军中多是北方人，不爱吃大米，但又没有大量的面粉供应，所以写诗发发牢骚。从这些打油诗也可以看出，当时北洋军阀的队伍士气已相当低落。
张平化过了武胜关到达一个叫柳林的小车站。在这里，张平化碰到了麻烦事。当时河南各地有不少叫“红枪会"的组织。其中有些是地主武装，有些是地方实力派组织，用来看家护院，各霸一方的。北伐军进入河南，“红枪会"以为北伐军要找他们的麻烦，他们已经心存戒备，加上当地反动势力的欺骗宣传，更增加了他们的疑虑，便联合起来与北伐军作对。张平化一到柳林车站，“红枪会”的人便从四面八方赶来，把张平化坐的火车团团包围。张平化为了保卫部队的安全，在车上架起了机枪，他们冲锋，张平化就开枪还击。“红枪会”的人打起仗来不怕死，因为他们迷信法师的纸符，认为将纸符烧成灰，再泡水，喝了这种神水的人便会“刀枪不入”。“红枪会”的人冲上来一次,张平化就开枪打死几个，他们便暂时退下去，过一会又冲上来，张平化又打，接二连三地僵持不下。后来张平化通过当地的一些革命分子去做“红枪会”的工作，向他们宣传北伐军是打帝国主义、打军阀的；只要“红枪会”不打北伐军，北伐军一定不打“红枪会”。结果“红枪会”撤退了，各路北伐大军便顺利地开进了河南的驻马店。在此短暂休息和统一部署后，兵分三路向北进发。
张平化中路队伍从驻马店出发北上，攻打遂平县。这是从驻马店出发以后的头一仗，战斗十分激烈。敌人被打垮后，即从遂平退到西平。在西平，张平化又和敌人交锋,尽管敌人有西平城外的一条小河作屏障，但还是被张平化一举攻破，丢掉西平后，敌人退守临颍，利用那里的颍川河负隅顽抗。临颍一仗打得更激烈，因为敌人从临颍再往后退就要过黄河了，他们只好背水一战，拼死抵抗。张平化军以中路作为主力，东、西两路北伐军会合到中路，一起向敌人发起猛烈攻击。这一仗北伐军牺牲了很多人，但最终张作霖的主力还是被打垮了。
在这次战斗中，北伐军第11军77团D代表兼团长蒋先云同志（湖南省新田县人，湖南省立第三师范毕业，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蒋介石曾屡次诱以高官，以诱其脱离共产D，但他毅然拒绝）跃马横刀，率领土兵，冒着弹雨，冲锋陷阵，英勇杀敌。他虽身负重伤，三仆三起，仍追敌不止，奋力高呼，冲杀前进！在蒋先云同志革命精神的鼓舞下，北伐军一鼓作气攻下了临颍城，取得了北伐战争又一伟大胜利，蒋先云同志牺牲后（牺牲时年仅25岁），周恩来同志在武昌为他主持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向导》周刊刊登了《悼蒋先云同志》一文，高度评价“他的死不但足以表示无产阶级之战士能勇敢忠诚地为革命而牺牲，而且使一般革命D人都应以他为模范。”郭沫若同志也撰文赞扬他崇高的革命气节，称他为“超时间性的烈士”。
蒋先云烈士的英勇献身精神，给了张平化巨大的革命动力。
经过以上三次战斗，张作霖失掉了最后一道防线，只好带着残兵败将逃到黄河以北去了。
张作霖退到黄河以北之后，各路北伐军都开到了郑州'这时冯玉祥的部队也从陇海路过来，到郑州与北伐军汇合，河南战役便顺利结束了。
在河南打仗有个不利条件，由于到处都是平原，部队很容易暴露。幸好，张平化在那里打仗时，地里的麦子都长高了，便于部队隐蔽。有许多战斗，张平化都是利用麦田，匍闾前进，接近敌人，然后突然发起冲锋，使敌人措手不及。此外，还有一些河沟可以利用。北伐军在铁路线上使用装甲车，这种装甲车实际上就是把列车的车厢装上钢板，里面架设机关枪，这在当时已是相当先进的装备了。
北伐军之所以能够节节胜利，主要是因为它有着明确的政治目标。当时张平化在部队做政治工作，主要是给士兵们上课，宣传北伐的纲领，那首著名的北伐歌就是一个很好的教材。张平化向士兵们解释什么是军阀，什么是帝国主义，为什么要打倒它们。此外还宣传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也宣传“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北伐军的士兵和不少下级军官多数是贫苦的农民，由于生活所迫出来当兵。他们深受帝国主义、军阀统治和土豪劣绅压迫与剥削之苦，对张平化讲的道理很愿意听，很容易接受。
可是，一些营以上的军官，给他们讲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他们还能接受，但要讲打倒土豪劣绅，他们就很反感。因为营以上军官中有不少人都出身土豪家庭。尽管这样，张平化仍然坚持宣传教育，当时大势所趋，他们也不好公开说什么。
在北伐军中做政治工作还碰到一个部队纪律问题。一般情况下，北伐军的纪律还是比较严明的，但它毕竟在很大程度上还存留着一些旧军队的作风，这是不能和共产D领导的军队相比的。比如，北伐军和群众的关系就搞得不大好。部队到了一处就占房子，违犯群众纪律的现象时有发生。军官处理问题简单粗暴，动不动就打骂士兵。如部队在河南时，有一天群众跑到张平化营部告状，说一个士兵调戏了妇女。营长一听马上派人把那个士兵找来，让他伸出手，用马鞭子朝手心狠狠地抽了几下，然后说了句，“以后不能再犯了”就此了事。张平化做政治工作，不赞成打骂士兵，有时也常做军官的工作，但军官们往往听不进去。
北伐部队里，往往把张平化这些做政治工作的人都看成是共产，实际上那时张平化还不是。成为一名共产是张平化的夙愿，所以在北伐军里他一刻也未忘记找共产D。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
当时北伐军中确实有一些共产，但他们的身份是秘密的，即使是在国共合作时期，由于斗争的复杂性，他们也不宜公开以共产的身份进行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张平化只好平时注意观察。后来张平化发现一个人，从言谈举止看很像共产，于是找便找了个机会把他叫到―个僻静的地方问：“你是不是共产D?”还没等张平化把话说完，那个人突然板起面孔，厉声说：“你可不要胡说八道呀!”这样一来张平化也不好再问下去了。
实际上尽管张平化还不是共产，但张平化这些政治工作人员在北伐军队伍里的日子也不那么好过。1927年4月21日，蒋介石在上海悍然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逮捕和屠杀共产和革命志士。同年7月15B,武汉汪精卫政府也公开背叛了孙中山制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的纲领。随后不久，汪精卫等就和蒋介石一样对共产和革命群众实行大屠杀。1925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遭到惨重失败。在白色恐怖笼罩下，张平化的处境越来越困难。
在蒋介石“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漏网一个”的大屠杀政策下，张平化随时都有被抓被杀的危险。当时在何键的35军就有许多政治工作人员被当作共产抓起来杀掉了。张平化所在的36军，军长刘铁夫比较有远见，没有杀人，当然他也怀疑张平化是共产D人。1927年6月，北伐军在郑州会师后，张平化的部队便撤回湖北，队伍驻扎在汉口附近的澄江镇休息整顿。有一天，36军第3师师部秘书长代表师长邀集政治工作人员吃了一顿饭。席间，他站起来说，现在国共分家，形势变了，你们继续留在部队工作很困难，还是离开吧！饭后，师部给每人发了一个月的薪水作路费，以礼相送，让张平化离开了部队。在当时的形势下，即使他们不叫张平化离开张平化也得离开。
国共分裂以后，中国向何处去？这个问题摆到了每个人特别是每个青年的前面。当时《国民日报》提出了“青年到部队去，青年到农村去”的口号。张平化想：我到哪里去？到部队显然不可能了，国民革命军已经成为国民D反动派的工具，要撵张平化走；只有回到农村去，才是张平化唯一正确的道路。张平化从武汉回乡的路上，一片白色恐怖，长沙更是看不到一个青年学生，因为青年学生、共产都被当作“暴徒”抓起来就杀。路过衡阳时，张平化想到以前熟悉的一个小店去吃鱼粉。老板一见张平化便神情紧张地劝他：“赶快走吧，赶快走吧!”可见当时的局势已搞得人心惶惶。
张平化从武汉回鄙县一路上之所以还比较安全，一是身上穿着军官制服；二是带有何键的35军发给的护照"。那时湖南是何键的势力范围，路上很少遇到麻烦。在安仁县城遇到一次岗哨盘查，张平化把那个“护照一亮，他们便客客气气地放行了。就这样，张平化于1927年6月离开北伐军回到了家乡。
在北伐队伍中，张平化由一个贫农家庭出身的穷学生’转变为一个革命者，并投身于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是由于自己和工农大众有着同样的境遇。农民当时遭受帝国主义'官僚、封建军阀以及地主豪绅层层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特别是贫农的处境最艰苦。而且随时都可能被抓去坐牢'当兵、服苦役，重重枷锁逼得农民特别是贫农除了起来冲破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束缚他们的罗网，以求解放之外，没有别的出路。这是当时湖南和全国其他省份的农民革命运动迅猛发展的重要原因。
农民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如何看待农民运动，成为区别革命与不革命或者反革命，以及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的试金石。毛泽东同志说：“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每个中国人对于这三项都有选择的自由，不过时局将强迫你迅速地选择罢了。”事实正是这样。河南战役结束后，各路北伐军汇集郑州。在一次有全体营以上军官参加的会议上，武汉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给张平化讲话时，大骂湖南“流氓地痞太多了”，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是“矫枉过正”。他讲完后回头问当时坐在主席台上的汪精卫还讲不讲话，汪精卫摇摇手说不讲了；再问唐生智和孙科，他们都摇摇手,表示无不同意见。从这里可以看出他们反对农民运动是一致的。
刚开始，张平化对武汉政府汪精卫、谭延闿、孙科等所谓“国民D左派”抱有一定幻想，认为他们还是革命的。经过对照毛泽东和汪精卫、谭延闿等人在农民运动问题上两种根本对立的立场和态度，张平化更看清了这些所谓“国民D左派”实际上是一伙假革命、反革命，进一步激发了张平化参加共产D和D所领导的革命斗争的决心。
1927年7月，张平化从北伐军回到部县。在路过中坪的时候，有个亲戚告诉张平化，张平化的父亲、时任石洲乡农协委员长的张升朝被挨户团头目贾少棣抓走，正在关押着，劝张平化先不要回家，以免发生意外。张平化想，自己是北伐军的军官，在北伐胜利之后回来，挨户团也不敢把他怎么样。于是张平化便正大光明地回到家里。
回来以后，张平化邀了姚晓园、姚梅楼等几个小学时的同学，在中皇殿借了一间房子自修。名义上是读书，实际上是在一起秘密地进行恢复农民协会和农民武装队的活动，为农民起义作准备。
土豪兼劣绅张少文见张平化从北伐军回来了，便托人来拉拢张平化。说他准备推荐张平化到县城的梅岗书院（即第二高小）当教员。张少文和张平化是同辈，张平化小时候曾在他家读过私塾，他是张平化的老师。私塾停办后，他又担任初小的校长。此人经常勾结国民D反动派欺压百姓，是一个有名的地头蛇。这回他托人来游说，无非是想利用当年的师生关系，拉拢张平化去为他办事。张平化当然不能答应。张平化说，“我的学识浅薄，正在自修，不能为人师表”，便将前来劝说的人挡了回去。
这时中共鄱县县委听到张平化回来的消息，就派周礼同志来找张平化。周礼告诉张平化，刘寅生同志也回来了，正在都县发展D的组织，问张平化对此有什么想法。张平化说这太好了！自己这几年来一直在到处找D，但都没找到。周礼说，这次县委书记刘寅生派他来，就是要问张平化愿意不愿意入D。张平化说自己一百个愿意。
周礼回到县委汇报了张平化的情况，很快就给张平化来信要张平化到县委去一趟。张平化连夜赶到县委所在地黄泥塘，见到刘寅生同志，由他和周礼作介绍人，填写了入D志愿后，经县委批准，正式举行入D仪式，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D。在白色恐怖笼罩大地的时候，加入共产D会引来杀头之祸，但张平化没有畏惧，毅然选择加入共产D，坚持走革命道路。
张平化入D第二天，县委就任命张平化为中共都县第二区区委书记。县委给张平化的任务是一面积极准备发动农民起义，一面发展D的组织。张平化的部署是在继续恢复农民协会和农民武装队的同时，先建立D的石洲乡支部,然后逐步建立安坑乡支部和大源乡支部。在石洲，经张平化发展的第一批有凌家龙（雇农）、谢玉富（雇农）、张拱照（贫农），并推选凌家龙为支部书记，成立D支部。建D支部的同时，为了配合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张平化积极组织农民武装，准备暴动。张平化的第一次行动是在1927年10月的一天晚上，逮捕了上九都4个土豪、劣绅。在分了他们的粮、罚了他们的款以后，将他们释放回去。
就在10月间，毛泽东同志曾两次带领工农革命军来到部县上九都。第一次来，把上九都板坑楼一家收租最多势力最大的地主黄安福抓走了，宣布他重租高利盘剥农民、横行乡里巧取豪夺等罪状，罚了他几百块银圆才放回来。第二次来，石坝里两家地主黄安仁、黄安儒都逃跑了。红军开仓给农民分谷子，在房屋的墙壁上写了许多大字标语。其中“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最引人注目。
1928年初，中共鄱县第二区在D的统一领导下组织了第一次农民起义。就在发动起义的那天晚上，张平化母亲不知怎么得到了消息，她怕张平化出事，硬是把张平化和哥哥张拱照锁进她的房间。不管张平化怎么劝说，她也不肯开门。事先约定的起义时间快要到了，张平化和张拱照急中生智，想起了母亲屋子里除了经常出入的门外，还有一个旁门。这个门平时是关着的。于是张平化赶紧悄悄地搬开堆放在门后面的一些农具什物，打开那个旁门，避开母亲的监视，溜了出去，及时地赶到了起义地点。
这次起义，张平化兵分三路同时行动。将上九都兀家地主，即石坝里的黄安儒、黄安仁兄弟，安坑的刘玉堂'刘大贵兄弟和安坑的潘矮子等人全部逮捕，并在这三家开仓分粮。对于板坑楼的地主黄安福，由于考虑到他曾被井冈山红军清算过，所以这次行动没有计划再去他家。但起义开始后，一批农民群众出于义愤，自发地跑到黄安福家找他算账。农民列举黄安福剥削、欺侮农民的大量罪恶事实，叫他认罪，他死也不认。最后愤怒已极的农民们把他打死了，把他家的房子也烧了。
在起义中，由于农民武装队伍的经验不足，让血债累累、民愤极大的恶物地主张少文乘机逃跑了。那天晚上，起义的农民包围张少文家，他死也不开门。他住的是新屋，墙壁和门户都很坚固，农民们冲不进去，只好将房子层层围住，想天亮后再从房顶进攻。张少文看到农民们久围不散，怕天亮后不能逃脱，于是悄悄地从卧房里拿了一床棉被蒙在头上，躲在堂屋的大门后面，然后让别人突然将两扇大门打开。农民们争先恐后地向堂屋里冲。张少文乘黑夜混乱之机蒙着棉被往外冲。农民们用梭镖刺不透又软又厚的棉被。张少文逃出大门，几步就跳到屋坎下的梯田，再顺着梯田下面一条小溪摸到大河边，过了河便爬上长珑坳大山，逃到十都他的外婆家，后来投靠了挨户团，成为贾少棣的得力帮凶和忠实走狗。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才把这个杀人不眨眼的家伙逮捕正法。
第一次农民武装暴动之后，张平化的共产身份也就公开了。敌人知道张平化是共产D，张平化也不回避。但这个时候的活动还是以秘密为主，因为工农兵政权还未完全建立起来，农民武装队主要还是不脱产的。后来张平化的活动逐渐扩大，姚晓园、姚梅楼在安坑、修目寺一带也建立了D支部，戴寿凯、戴寿伦和戴寿尧在大源建立了D支部。随着部县革命形势的发展，张平化逐步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和建立革命政权的活动。
在当时的群众革命斗争中，有一个问题没有加以重视。D的“八七会议”批判和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将D的指导方针转变为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这在D的历史上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对如何进行武装斗争等一系列问题没有解决好，没有对可能滋长起来的“左”倾情绪和做法加以重视。1928年D的“六大”在进一步批判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同时，着重批判了“左”倾盲动主义，但对于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极端重要性认识不足，D的工作重点仍然是放在城市。当时“左”的倾向主要表现在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把革命处于低潮的形势估计为“不断高涨”，提出要汇合城乡暴动，“创造总暴动的局面”等。在农村革命斗争中，也受到了“左”倾情绪的影响。当时农民暴动对土豪劣绅基本上是采取烧光杀光的政策。有一个口号几乎到处可见：“烧、烧、烧，烧尽土豪劣绅的屋，杀、杀、杀，杀尽土豪劣绅的头。”当然，在革命斗争浪潮到来的时候，积难深重的农民对土豪劣绅出现一些过激的行动是难免的，也是可以纠正的。但是，作为D的组织、D的领导者，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注意掌握斗争的策略和火候，正确地加以引导，这样才有利于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坚持对敌斗争。可惜当时D中央和省委的领导人，对农村革命斗争中“左”的情绪和做法不但不制止，反而支持。例如，当时由湖南省委和湘
南特委任命的特派员杜修经，一到井冈山就批评毛泽东同志烧房子太少了，杀人太少了，当时的中央领导人也批评毛泽东同志太右。
张平化在鄱县县委时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情。1928年3月中旬，井冈山的工农革命军在都县县城打垮湘敌一个营，第一次占领了都县县城。当时张平化是共青团都县县委书记，随中共鄱县县委的同志一起进了城。队伍一进城就到处烧房子。城里有个张家祠，祠堂门口有个牌坊，横匾上写着“百忍”两个字。结果这个祠堂和其他祠堂一样被烧掉了。这些历史悠久，凝聚着劳动人民智慧和血汗的建筑顷刻之间被付之一炬，实在很可惜。当时张平化等许多同志都对烧房子有意见，但在那种气氛中谁也不敢说。张平化和当时的县委书记刘寅生在第三师范时就是同学，彼此很熟悉，便对他说了一句“还是不要烧房子的好！”刘寅生一听便指着张平化说，“你这是右倾机会主义！”后来不久,县委就因为这件事给了张平化一次警告处分。
对于大杀大烧等“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行为，毛泽东同志一直是坚决反对的。1928年4月下旬，毛泽东同志率领工农革命军第一团在资兴龙溪洞与萧克率领的宜章农军会合后，回到鄱县中村的龙潭。毛泽东同志在龙潭接见部县县委书记刘寅生、团县委书记万达才时指示：今后不准乱杀人，对大中小地主要区别对待，要杀的是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大土豪劣绅。今后也不准烧房子，房屋是劳动人民建造的，土豪劣绅不能住，可以分给贫苦农民住。烧房子是脱离群众的行为。他举了一个例子说，工农革命军到遂川县时，当地群众都来围观，但后来队伍一烧房子，围观的群众就都走开了。这说明群众对烧房子是不满意的。随后，中共都县县委在十都召开扩大会议，刘寅生在会上传达了毛委员在龙潭所作的重要指示，从而纠正了“左”的错误彳顷向，制止了大烧乱杀行为。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成为国民D反动派的心腹之患。蒋介石一次又一次地组织重兵包围和“进则"，当地挨户团也频繁骚扰，妄图把人民革命扼杀在摇篮中。毛泽东、朱德领导的工农革命军，立足于井冈山，广泛发动和依靠当地的人民群众，采取“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战略战术，开展游击战争，多次粉碎了敌人的进攻。
都县的赤卫队，也经常配合工农革命军在井冈山进行游击战。
有一次，张平化和鄱县赤卫队的队员们跟随由毛泽东亲自率领的主力红军一部由部县出发进到桂东县。途中部队休息时，张平化看到毛泽东坐在一块石头上，专心致志地用小刀削自己脚上的茧子。这位工农革命军的领导人，
和普通的战士一样，四处游击，连日行军，脚上磨起了厚厚的一层老茧。后来，部队走到沙田附近时，碰到了汝城县挨户团头目胡风璋率领的队伍。红军当即向敌开火。胡凤璋见势不妙，带着队伍掉头就跑。张平化军奋起直追，从沙田一直追到靠近汝城县境的寒岭界。在那里，张平化军与敌展开激烈交锋。胡凤璋损兵折将，仓皇逃走。张平化跟随红军部队，在战斗中捡了敌人的五条步枪。这是鄱县赤卫队有史以来第一次有了枪，大家欣喜若狂，共庆胜利。战斗一结束，毛泽东同志就率领部队往回撤，张平化也跟着大队人马一起走。当队伍沿着山路走到桂东和资兴交界的地方，突然发现资兴方向有敌情。这时，毛泽东同志从容不迫地把部队集合在山坡的梯田上，他走到上面一层梯田，对着下面的红军部队讲话。大意是：同志们！张平化在资兴方向发现了敌情。敌人就在资兴县的彭公庙，这是许克祥的部队。现在张平化要翻过山去，消灭这支队伍！听了毛泽东同志的讲话，部队群情激昂，士气大增。但张平化和鄱县赤卫队根据上级指示没有参加这次战斗，返回到鄱县中村驻地。
在坚持井冈山斗争的时期，张平化经常到山下配合红军行动，因此，有不少机会见到毛泽东同志和其他红军领导人。张平化担任都县赤卫大队分队长期间，有一次，曾率领二十几个赤卫队员到八面山守哨口。上级见张平化武器不够，便通知张平化到大井去领枪。于是张平化带着三四个人，高高兴兴地来到大井。一到那里，只见满山遍野都有人，其中有少部分人背着枪，正紧张地准备还击敌人的“会剿”。由于人很多，张平化想我一个僻静的地方休息一会也办不到。这时，张平化看到一间房子比较空，就走了进去。只见屋里有一张用两条长凳和一块旧门板搭起的床，上面正睡着一个人，身穿粗布衣裳，头发留得很长。张平化正要在屋里休息，突然走来一个人要张平化赶快出去，张平化便问为什么。那个人说：“你这个同志，你知道那是谁呀？那是毛委员！”于是张平化毫不退延地离开了那房间。这就是张平化在井冈山上第二次见到毛泽东同志。
又有一次，张平化在山上，看到毛泽东同志正在和当时的后方委员会主任王佐谈话。谈话的内容是有关井冈山根据地的发展问题，详细内容张平化不是很清楚，只见到毛泽东同志用两只手画着一个圈对王佐说：“只要山周围的工作搞好了，你这个山就安全了。”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谋划，的确反映了当时井冈山根据地的实际情况。面对敌人的疯狂“围剿”，只是孤立地防守几个山头显然是不行的:只有充分发动和依靠井冈周围各县的赤卫队和人民群众，组成铜墙铁壁，才能胜利地粉碎敌人的进攻。实践证明毛泽东同志的这些军事思想是完全正确的。在毛委员和朱总司令的正确指挥和领导下，井冈山军民粉碎了敌人多次“围剿”。
在以后革命斗争中，张平化见到毛泽东同志的机会更多了。
敌人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反革命“会剿”屡被打破,但他们不甘心失败，疯狂反扑。1929年初，蒋介石纠集湘赣两省十八个团的兵力，以何键为总指挥，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了新的“会剿”。
针对这一形势，1929年1月4日至6日，毛泽东同志在宁冈县的步云山主持召开了一次联席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前委、特委、红四军和红五军军委及大队（营）以上，以及宁冈、永新、莲花、遂川、鄢县等县县委负责同志共六十余人。张平化和万达才同志（当时张平化是都县县委委员）代表部县县委出席了会议。会上传达了刚刚收到的D的“六大”决议，使到会同志受到很大鼓舞。毛泽东同志在会上作了报告。他在分析蒋介石发动“会剿”阴谋的同时，指出反动派内部将要爆发蒋桂战争，要求在反“会剿”斗争中，做好准备去创造新的革命根据地。毛泽东同志说：井冈山一定要守，不能轻易放弃；但不是死守，而是要采取积极行动，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要善于钻敌人的空子，他们从西边打进来,我们就从东边打出去。毛泽东同志提出，主力红军留下一部分坚守井冈山阵地，大部分主力集中到外线出击，打到敌人后面去。这样既利于分散敌人的兵力，使之顾此失彼，打乱其“会剿”部署，又利于去创建和发展新的更大的革命根据地。毛泽东同志作完报告后，大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在讨论中，对谁守山，谁打出去的问题产生了分歧。毛泽东同志提出由红五军留下来守山，红四军打出去。红五军军长彭德怀同志在发言中则强调红四军主力下山后，红五军的力量不够，守山有困难。毛泽东同志听完彭德怀同志的发言，没有讲话，而是让大家先发表意见。这时，万达才同志站起来说：“应该让红四军下山，红五军守山。”他还说：“不要过分估计敌人的力量，井冈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敌人想打上来不容易。”会上，多数同志认为，红四军是红军的主力，打出去作用大。如果红四军不打出去，就不能调动敌人向后转。最后，会议决定，毛泽东、朱德和陈毅同志率领红四军主力，向赣南、闽西进军，到外线打击敌人；由彭德怀同志率领红五军和红四军的三十二团以及宁冈、永新、莲花、茶陵、遂川和鄢县的赤卫队，留守井冈山。会后，与会同志立即分别召开群众大会传达战斗部署，井冈山军民紧张地投入了思想发动、物资准备以及“坚壁清野”等准备工作。
红四军于1929年春离开井冈山，渡过赣江，转战于赣南、闽西地区。他们击败了尾追之敌，连克于都'兴国、吉安，攻占瑞金、上杭。至1月，赣南、闽西根据地基本形成。
留守井冈山的军长彭德怀、政委黄公略率领红五军及其他守山军民，在湘赣两省敌军“进剿”时，坚守十余天。1月26日，敌人以优势兵力对黄洋界、八面山、桐木岭三大哨口发起猛攻，守山军民与敌激战四昼夜，打退了敌军多次进攻。不料敌人抓到一个当地游民，逼他带路，绕到黄洋界哨口守山工事的后面。于是黄洋界、八面山阵地相继被敌军攻占。彭德怀同志见形势对红军极为不利，为了保存有生力量，遂率部队往后撤到王佐部队的根据地。井冈山失守。彭德怀同志率红五军和王佐的三十二团往山下转移。当时宋任穷同志在三十二团做政治工作。在往山下转移时，三十二团负责挑着伙食担子跟在红五军后面走，但在行军途中，两支队伍被敌军隔断。宋任穷同志便带领三十二团的队伍抄另外一条小路下了山，但与红五军失去了联络，部队也被冲散。后来，宋任穷同志利用敌人扩军招兵的机会混入国民D部队。有一次，恰好他所在的那支国民D队伍去打红军，他便乘机带了一个班投向了红军。
敌人得手后，占山三天，到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井冈山上空一时乌云密布。当地反动势力也乘机张牙舞爪,兴风作浪。当时，鄱县国民D政府的一个县长，派人在县内县外、山上山下到处张贴“招安”布告，假惺惺地说,凡是共产和革命分子，只要主动前来自首，一概既往不咎，宽大处理。一些人经不起斗争考验，看到布告后就去自首。这些人里就有姚晓园、姚梅楼、戴寿伦等共产。他们一去自首就被关进县衙班房。据说这些人进了班房以后，那位“仁慈”的县长每天都亲往关照，看能否吃好睡好，并给他们发衣服，晚上替他们盖被子。当时部县有个全县有名的无事不揽的人叫张福照，见了县里的布告，便自愿充当“说客”，到处去找张平化。当时，张平化和哥哥张拱照隐蔽在鄱县九都和七都交界的龙形山一带活动，在山上搭棚子过夜。后来，张平化又隐蔽到一户独居在半山腰的老百姓家里。一天，张福照一摇一摆地找到这家来了。张平化藏在阁楼上，就听到他在楼下大讲特讲那个国民D县长如何如何好，要张平化这些人千万不要错失良机。好在张平化早就对那家的主人交代不要对任何人泄露张平化的情况。那个人很守信用，装聋作哑不知道。张福照说了一阵，没有得到什么，就怏怏地走了。
时隔不久，鄙县国民D政府又换了一个县长。这个新县长没有那么多“客套”，一来就杀人，把那些前去自首的人杀了好几个。这些在危难时刻背叛革命的软骨头，最终落得一个可耻可悲的下场。
井冈山失守后，鄱县县委和赤卫队虽然被打散，但张平化的斗争一刻也没有停止。当时，不知是从哪里窜来一股国民D的散兵游勇，共有六人六枪，由一个自称是排长的恶棍带领，驻扎在石洲的一个油坊屋里。他们声称这次是先来一个班，还有两个班随后就到。豪绅地主听了以后如获至宝，立刻把这个排长当作上宾接待。并四处摊派捐款，准备收买这一排人枪，成立团防队。那个排长到处敲诈勒索，奸淫民女；不分昼夜，搜房搜山，任意抓人打人，无恶不作。群众恨之入骨，称他为“豺狼”。为了除恶杜患，壮张平化声威，张平化二区区委报请县委批准，决定杀死这只“豺狼”。为此区委指定张平化哥哥张拱照以及凌家龙、曾纪球三人组成专门小组执行这个任务。
张拱照他们经过近半个月的侦察，摸清“豺狼”的活动情况，发现那个家伙霸占了一个妇女，每夜三更时分在约定的地点相会。于是，拱照便带领小组的同志，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悄悄地摸进那间房子。这时那个家伙正在床上大发兽性。张拱照冲到床前，用梭镖挑开蚊帐，猛力一枪杀去，正好刺中“豺狼”的腰部。“豺狼”大叫一声滚下床来。拱照立即用双手去抓他，不料那家伙全身上下脱得精光，浑身像泥缄一样滑，抓了几次都没有抓住，结果让他滚出门外逃走了。本来张拱照他们选择漆黑的夜晚行动，是为了便于隐蔽地接近敌人，而那家伙恰恰也趁黑夜逃跑，使他们无法跟踪追击，已经到手的猎物就这样跑掉了。张拱照和小组的同志只好暂各回原处，待以后再想办法。就在黎明的时候，凌家龙急急忙忙地跑到张平化和张拱照住的山棚里来报信，说那条“豺狼”负了重伤,天快亮时爬到了他的店里。张拱照一听，二话没说，连武器也没有来得及拿，赤手空拳飞快赶到家龙的店里。这时“豺狼”正在那里苟延残喘。张拱照随手抄起屠夫卖肉用的秤杆和秤驼，结束了这条恶棍的性命。消息传来，张平化立即通知各处，把事先已经盖好鄙县工农兵政府和县游击大队公章的揭露“豺狼”罪状的布告贴了出去。“豺狼”一死，他带来的那几个人也都逃之夭夭。
这次杀一儆百的行动，大煞了反动豪绅地主的气焰，大长了工农群众的志气。从此，各地形势日益好转，对敌斗争又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
1930年1月，张平化接任县委书记后一个月，陂头会议召开，他根据会议制定的“二七土地法”，领导苏区人民开展了规模空前的土地革命，没收一切土豪劣绅和地主阶级及祠堂、庙宇、神会的田地、山林、池塘归苏维埃政府所有，再由苏维埃政府按人口进行平均分配，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原则。红军和烈士家属分好田、肥田、大丘田、门口的田，并由政府组织干群进行代耕。地主同样分田，但分坏田、远田。并根据“二七土地法”向农民征收土地税，用于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创办兵工厂、缝衣厂、医院、学校，修建道路、桥梁，救济残废老幼。苏区经济、金融和军工、邮政、交通、社会事业蓬勃发展，其中小学就达20余所。
在敌人攻上井冈山的日子里，张平化天天在山上打游击，四处转移隐蔽，两只脚板受到了空前的锻炼。由于没有草鞋穿，张平化就光着脚在山林里走。脚上的老茧越磨越厚，连小竹尖也刺不进去了。在这艰难困苦的日子里，张平化坚持对敌斗争，坚信革命终究会胜利。
1932年春节后不久，中共湘籁临时省委派遣省委常委兼湘赣军区独立师政委王震同志率领一个排的部队和一批县级，从江西永新县出发，经过宁冈县和地主武装统治的鄱县十一都、十都等地，一路打到鄢县的上九都。
张平化看到王震同志一行来到县委，便ik出自家的堂屋及左侧的厢房和客厅给他们住。开始两天，王震同志我了许多同志了解情况。第三天，他主动约张平化谈话。他说：我这次来是向你传达湘赣临时省委的决定。现在你是县委书记，又兼任县赤卫大队的D代表，一身二任，过于繁忙，难搞好这两方面的工作。因此，临时省委决定调动你的工作，解除你县委书记的职务，使你能集中精力专任县赤卫大队的D代表。随后，王震同志向张平化介绍了跟他一起来的几位同志，一位叫甘步衢，是来接任县委书记的，还有准备担任县委秘书长的谭文焕和接任团县委书记的宁国良。张平化听到这个决定非常高兴，当天晚上就办完了移交，第二天就背上行李住到县赤卫大队去了。从此张平化便离开地方工作，到了部队，后来随红六军团长征。
对这件事，张平化一直以为是正常的组织调动，丝毫没有任何怀疑。直到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期间’张平化去中央D校学习，在一次批判王明路线的座谈会上，中央领导同志指出当年肃反扩大化、逼供信，错抓错杀了许多好同志；还有一些同志差点被抓、被杀，其中就有张平化的名字。这时张平化才知道，当年王震同志从江西永新赶到部县县委，是执行中共湘赣临时省委的决定来逮捕张平化的，因为有人供了张平化是“AB团”。散会后张平化就去找王震同志，问他当时为什么没有抓自己。王震同志说，当时对你作了一些调查，看你不像反革命。你们那里的根据地很小，敌人随时都可能去袭击；你要是反革命能在那样困难的环境里坚持那么长时间吗？而且在这样危险的环境中，没有丢掉这块小小的红色根据地，反而在坚持斗争过程中使这块红色根据地日益巩固和扩大，这样的事反革命分子能做到吗？！张平化因此幸免于难。
张平化被免去鄱县县委书记职务专任县赤卫大队D代表后不久，湖南的鄱县和江西的宁冈'遂川三个县的赤卫大队结合起来，成立湘赣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是刘紫歧同志，张平化担任政治委员，湘赣军区下命令，要张平化第二军分区去打“袁、王残部”。
在秋收起义部队进入井冈山之前，早有两支农民武装在这里活动，反抗豪绅恶霸的剥削压迫和武装进攻。一支是以袁文才为首的宁冈农民武装，他们的根据地在宁冈县的茅坪、大珑、挑寮一带；另一支是以王佐为首的遂川农民武装，他们的根据地在遂川县的茨坪、大小五井一带。罗霄山脉中的各县多年来存在着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并相互交织在一起。一种是农民和地主之间的阶级矛盾，这是主要的、基本的、普遍存在的；另一种是土籍和客籍之间的矛盾，各县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袁文才、王佐这两支队伍的形成和发展，就是上述两种矛盾斗争的产物，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阶级矛盾。
一般说来，土籍占优势。第一，土籍即本地人，来得早，在最初“插草为标”的时代，本地人就把比较肥沃、平坦、开阔和阳光、水源充足的好地方占据了。客籍即客家人，来得晚，只好在山高坡陡和荒芜瘠薄的地方安家落户。第二，土籍由于第一条原因，加上经营的历史比较长,所以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都占有一定优势，土籍的地主豪绅利用他们的种种优势，挑动和扩大土客籍之间的矛盾,以达到他们剥削压迫农民又分化瓦解农民队伍的双重目的。在地主豪绅的欺骗和煽动下土籍农民和客籍农民自相残杀的斗争不断激化，由口斗、笔斗发展到拳斗、械斗，甚至使用洋枪洋炮，逐步升级。
袁文才是宁冈客籍农民所拥护的，原是一个中学生。王佐是遂川客籍农民拥护的，原是一个缝衣工人。他们的武装队伍和根据地都是在长期斗争中逼出来的。北伐战争期间，农民运动高涨，这两支农民武装同农民协会有过一些联系。大革命失败，D组织和农民协会遭到破坏，这两支农民武装仍在井冈山一带坚持斗争，各有60多支枪。
毛泽东同志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后，对这两支农民武装做了大量的团结改造工作，1928年5月红四军成立时，将他们改编为红四军所属第32团，他们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作出了极大的贡献。但是后来袁文才、王佐都被错杀。当时，对解除袁、王部队的武装这种红军打红军的行为，张平化和许多同志一样很不理解，这回又要张平化带队伍去打他们的“残部”，张平化很不愿意。但省军区下了命令，军分区也无权违抗。张平化只好带着部县赤卫大队进山搜索。袁、王的队伍对井冈山一带比张平化熟悉得多，所以张平化去了三次都扑了空，连一个影子也没见到。而张平化自己却在一次夜行军中跌伤了左腿，无法行动。卫生队把张平化抬到三湾的红军野战军医院。在那里治疗了一段不见效，又把张平化转到湘赣省军区医院。在那里张平化一面养伤，一面在湘赣省委宣传部帮助工作。
当时省委宣传部部长是甘泗淇。张平化在省委宣传部帮助工作期间，王首道同志被撤去湘赣省省委书记职务，也来到宣传部工作。虽然条件十分艰苦，但张平化的生活还是很活跃的。和张平化一起去宣传部工作的还有王恩茂同志，他是篮球队的主力，投篮得分主要靠他。王首道同志喜欢写剧本，他写出话剧剧本，张平化几个人就一起去演出。
当时在湘赣省委所在地永新县有一个红军第四军政学校，简称红四分校。湘赣军区政委李芬兼任校长，政治处主任是李贞。张平化在永新县养伤并在省委宣传部帮助工作时，李贞同志曾请张平化给红四分校的学员上了几次政治课，后来张平化即随红二军团参加了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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