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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77年9月，母亲写了一篇纪念毛主席逝世一周年的讲话稿，准备给青年人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其中讲到了当年毛主席派何长工同志改造王佐部队的生动故事。
1928年初，毛D代表派何长工上井冈山改造王佐部队。当时何长工心里有几分犹豫。因为王佐是坐镇井冈山的“土皇帝”、“山大王”， 他和袁文才一文一武，是土、客籍的两个领袖人物。土籍是当地土长土长的人，客籍是数百年前从外地来的人。他们的部队纯粹属于地方性的封建武装，没有阶级观点和群众观点，流寇思想、流民习气很重。当时，毛D代表鼓励何长工同志说：
“这支部队和我们不是敌对关系。今天的形势，逼迫他们要革命，要靠近我们。不要怕，你去了以后，困难是有的，你要边工作， 边学习。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毛D代表还说，“我们D能够推翻整个的旧社会，建立新社会，难道就不能改造这样一支部队？要想尽办法，争取他们，改造他们。把他们争取过来，改造好了，不仅扩大了我们的革命武装力最，还解除了后顾之忧。这样，就可以巩固我们的后方，同时，还为今后改造旧军队摸索出一些经验，创造出一个范例。”
井冈山是罗霄山脉中段的一座高峰，南北300里，东西110里。周围有7个县，15个市镇。山上有一片平地和许多梯田。王佐带领一支部队， 就住在山区的中心茨坪，袁文才带领一支部队住在茅坪。他们一个在山 上，一个在山下，把守了通向这座山的7条道路，特别是5大哨口。
我们红军刚进入井冈山地区时，他们对我们不了解，心存戒心，甚至怀着敌视的态度。当时红军中有人提议用武力解决他们，毛D代表批评了这种思想，他特别强调，我们不能捡小利误大事，不能采取大鱼吃小鱼的政策。对他们只能用文不能用武。要积极争取他们参加革命，把他们争取过来，再通过对王佐、袁文才的团结去团结土客籍的广大群众。为此，红军便通过地方D的关系，对王佐、袁文才进行了说服教育工作，并且送给他们一些枪支弹药。对于毛泽东的名字，王佐、袁文才早已熟悉。何长工同志上井冈山，一说是毛委员派来的，王佐便以宾客相待，把他接进了司令部，态度十分热情：
“好，好！欢迎，欢迎！”
说了一会儿话，王佐即命令部队摆酒设宴，说要为毛委员派来的人接风洗尘。
他们重情重义的作风，颇像当年水泊梁山的绿林好汉，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他们虽是靠山为营，但吃的都是“山珍海味”。
井冈山七县的反动民团总指挥尹道一，是著名的恶霸地头蛇。王佐和他们打了多年仗，结下了血海深仇。这个人也是我们将来发展的一大障碍。王佐请求我们帮助他除掉尹道一。听王佐一说，何长工便答应道：
“ 我们一定帮助你，把尹道一收拾掉，把七县的地主武装、反动民团肃清。”
王佐大喜！立刻斟满了一碗酒，站起来说：
“好！你真能帮助收拾了尹道一，我就拜你为师！来！饮下这碗酒！”
第二天，王佐便集合他的官兵，当众宣布说：
“弟兄们，毛委员给我们派来了D代表，今后大家要尊重D代表，要同心同德，发展我们的事业……”
王佐讲话的言辞流利，富有鼓动性。
王佐手下约四五百人，多是客籍人。他们实行季节性和临时雇用性的兵役制。无事窝兵务农，有事揭竿而起。士兵个个强悍，都穿着杂色衣服，蓄着长发，善于爬山。我们只要能深入到士兵当中去，在群众中扎下根，事情就好办了。
何长工每天吃完饭，就看看书。看累了，就出门散散步，看看山上的景色。一天，他无意中遇到了王佐的母亲，这个老太太看上去蛮善良的。何长工心里顿时开了窍。他心里想：
“这不是一条路吗？如果能通过他的家属做些工作，王佐思想不就可以转变过来吗？ ”
听说王佐是个“爱朋友、重义气”的人，也是个大孝子。通过他母亲做做工作，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在何长工同王佐母亲的一次谈话中，王佐的母亲说：
“D代表，你们共产D都是有学问的人，要多帮助我那儿子，他憧得少，见识浅！”
何长工趁此机会说：
“你老人家要多劝说他一些，自古以来，多少英雄豪杰，都是因为没有远大的目标，不依靠老百姓，最后毁掉了自己。”
何长工还对她讲了些D的政策，讲些革命道理。当然，一有机会， 也把这些讲给王佐听。
王佐有三个心腹朋友，一是袁文才，二是刁飞林，三是李克昌。他有什么大事，总是和这些人商讨，而经常在他身边的人，就是刁飞林和李克昌。他们俩是王佐的左右二将。这两人性情豪爽、重义气，颇易接近。何长工经常找他们谈心，很快就跟他们混熟了。有一天，刁飞林突然提出要和何长工“饮鸡血酒”。
尹道一 一向很轻视王佐，他仗着人多势大，多次和王佐打仗，而且总是穷追不舍。后来，何长工了解到这个情况，便建议王佐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术，把尹道一引上山来，选择一个有利地形，打他的埋伏。
王佐听说后，两手一拍，叫道：
“着！此计甚妙！不把这个贼子灭了，我誓不甘心！”
尹道一的司令部驻扎在永新县东乡的拿山。从那里到茨坪，中间要经过一道险要的山坳，叫旗锣坳，何长工和刁飞林带一个连埋伏在那里，王佐和李克昌带一队人马赶到拿山。他们拂晓打响，天一亮，回头便跑。尹道一不知是计，带领民团，便猛追出来。天将中午，他们追到了旗锣坳，先头部队上了山，尹道一的指挥部停下吃饭休息。我们埋伏的部队看见尹道一上了圈套，一个猛冲，打了下去。他们有的在吃饭休息，有的把枪放在一旁睡觉，根本没有想到这一着。顿时乱作一团，纷纷四处奔逃。尹道一被当场打死，刁飞林将其头颅斩下，用包袱包好， 收拾了胜利品，便收兵回山。
到了山上，天已大黑。此时，早有人把这胜利的消息报给了王佐。他连声问着：
“真的把贼子除了？ ”
“请看这是什么！”
刁飞林展开包袱，把尹道一的头抛在地上。
王佐端过灯一看，拍手大叫道：
“看！就是这个贼子，就是这个贼子！你害死了多少老百姓，作尽了恶！想不到你也有今天啊！”
说罢，一下抱住何长工，狂笑一阵，叫道：
“摆酒设宴，庆祝胜利！”
这一夜，山上灯火通宵未熄，如同过年一般。王佐喝了个大醉，不时把大拇指伸到何长工的面前，连连说：
“毛委员派来的人，真有办法！”
第二天，王佐派人抬着尹道一的头颅，到各村各镇去游乡示众，一连闹了几天。
打完尹道一，王佐对何长工的看法大大转变了。他对我们D有了更大的信任，积极要求扩充部队。
在这种情况下，根据毛委员的指示，何长工同志向他提出了扩编问题，建议王佐、袁文才两支部队合编，成立一个团。王佐也有此意，便说去和他们“老庚”（王佐是裁缝出身，和袁文才义气相投，结为老庚） 商讨。
一切条件成熟以后，便在大陇拳行了庆祝合编大会。正式宣布改称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后改为32团）。根据他们自己的提议，袁文才为团长，王佐为副团长（实际上领兵的是王佐）。D任命何长工同志为D代表。宁冈、遂川县委发动当地群众，对他们进行了热烈的慰问。袁文才、王佐带头进行了宣誓：拥护共产D，接受共产D的领导。并提出口号，向第一团学习，并组织下级军官和士兵去第一团参观，连队的一切制度和建设，都以第一团为榜样。第一团是毛泽东同志领导的。这个团是秋收起义的部队，经过三湾改编，树立了良好的革命秩序。官兵平等，经济公平，和群众的关系密切，部队思想觉悟很高。 去参观的人，无不钦佩不已。
王佐虽然没有去参观，但他听到手下人称赞第一团，便说：
“咱们向他们学习，他们怎么做，咱们就怎么做。”
二团的士兵们开始了新的生活，他们剃去了长发，换上了新军衣，学唱歌、学演戏，茨坪山上充满了新气象。王佐看到这一切，感慨地说：
“共产D真是会领兵，会做群众工作，深得群众拥护，照这样下去，怎能不打胜仗！”
大家对毛委员派何长工同志去改造王佐部队的历史是比较了解的。 何长工这一功绩彪炳史册。
但是，时任中共遂川县委书记、后来任湘赣边界特委副书记的陈正人对王佐部队的改造所做的工作，却鲜为人知。宋任穷在回忆录中说： “遂川县委书记陈正人同王佐的关系比较好。遂川县委为改造王佐部队做了不少工作。”
由于王佐、陈正人均为遂川人，他们在毛泽东来到井冈山之前，就相识并有合作。在与遂川反动武装的斗争中，他们互相配合支援，击败了恶霸肖家璧，劫狱解救过一批工农革命群众。其中遂川县委委员肖万侠，就是我父亲陈正人带领农民赤卫队解救出来的。后来，我父亲陈正人把他派到王佐营部，担任了第一任营D代表。
父亲还帮助王佐部队办培训班，定期轮训军队政工。他亲自去讲课、辅导。1928年6月，父亲陈正人领导遂川分田运动。他亲自找王佐谈话，进行动员。在我父亲陈正人的教育和感召下，王佐把他所有的田地全部无偿地交出来。我父亲为此向毛泽东作了汇报，王佐受到了表彰。不久，在我父亲陈正人的教育帮助下，王佐要求加入共产D。1928年8月，经何长工介绍，由毛泽东亲自批准，王佐成了一名共产。
王佐对我父亲陈正人十分友好和敬重。1928年10月，我父亲陈正人与我母亲彭儒在茨坪结婚。陈毅、宋任穷、杨至成等吵着要吃喜酒。我父亲向王佐求助，王佐特地派人从山下送来猪肉、鸡和米酒。
父亲一直对袁文才、王佐被错杀之事十分不满。1930年红军在打吉安时，他就向毛泽东汇报过。毛泽东十分明确地表示，红五军错杀袁、 王是非常不对的。江西全境解放后，1950年，时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的父亲到北京开会，又主动请示毛泽东，要为袁、王平反昭雪。得到中央同意后，江西省委、省政府正式下文，为袁、王平反昭雪，追认他们为革命烈士，并按烈士待遇，优椀袁、王家属。
1973年9月，我陪母亲到茅坪重访旧地，特地看望了袁文才的夫人谢梅香，并一同合影留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