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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中国共产D高举团结抗战的大旗,主张建立最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在延安建立了民主清廉的解放区政权,实行尊重知识分子、吸收知识分子的政策,使得延安犹如一块巨大的磁石,强烈地吸引众多热血青年“朝圣”般地从四面涌来。年仅15岁的孟于就是有志青年的一员。她在延安学习成长,并逐步成长为一名文艺工作者。她的许多作品,在最艰苦的岁月里,鼓舞着全体军民,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作出了贡献。
孟于,1922年生于四川成都。小时候,她家乡的生活非常平静。直到1937年,卢沟桥的枪声传来,宁静的生活瞬间被击碎,那时孟于正在上初中。当得知日军在卢沟桥打响了全面侵华第一枪,占领了北平、天津、保定,造成战争紧迫的局面时,成都的青年学生内愤难平,纷纷起来抗争。孟 于所在的中华女中组织起一支抗日救亡宣传队,高举“不当亡国奴”“奋起抗战” “全民抗战”的口号走出校门,走向街道、农村和乡镇去宣传抗日思想。他们经常在街头、公园演讲,高唱抗战歌曲,号召大家投身抗战:“全民团结起来,奋起抗战,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我们一定要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当时的孟于只有15岁,长得眉清目秀。天生一副好嗓子的她,是宣传队的主力,经常带领宣传队演唱抗战歌曲。每当她看到报纸上有新歌,就马上学来唱给人们听,激发和鼓舞人们的抗日热情。
有一次,宣传队在外面演出,孟于唱了当时十分流行的歌谣《松花江上》(张寒晖作词、作曲)。台下是一大片市民, 她在台上唱得声情并茂,声泪俱下,把东北人民家破人亡、四处流浪的情景唱得十分动人。其中一句“爹娘啊,爹娘啊……” 唱得万分凄凉。她父亲听说了,脸面挂不住,认为一个小姑娘家,整天在外面抛头露面,还哭爹喊娘的,成何体统,严厉呵斥她:“我还没死,你就哭。是不是要把我哭死?”劈头盖脸的一阵狠骂后,孟于拗不过,保证不唱了。
但是不久,她又参加了宣传活动,在茶楼里唱抗日救亡歌曲《丈夫去当兵》(老舍作词,张曙作曲)。当时,她父亲的一位朋友也在听,觉得她唱得太好了,当晚就跑到孟于家 里,对她父亲说:“你闺女的戏唱得好呀! ” “什么戏?”父亲不解地问。“丈夫去当兵,老婆叫一声,毛儿的爹你等等我, 为妻的将你送一程……”父亲听说她唱这种内容后,火冒三 丈,更加严厉地训斥了孟于。
就是在父亲这样的训斥反对中,孟于依然坚持自己的立场。她知道和父亲说不清楚,便只能违心答应,然后趁父亲不注意的时候,偷偷跑出去参加抗日救亡宣传。
1938年底,国民D开始暴力封锁和镇压学生运动,然而, 越是封锁,学生的抗日热情越是悄悄高涨。1939年初,由孟于班里七八个同学组织的读书会,秘密请来一位从延安来的青年,他告诉同学们,延安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带领全国人民一起抗战,在那里可以自由地学习马列主义;那里的人不分民族、没有高低贵贱,都学习本事来抗日。他还悄悄地教孟于和同学唱《延安颂》这支歌。这让同学们对延安怀有无限的向往。
当时孟于生活的成都属于国统区,学马列主义都要被抓起来,很多救亡团体因为宣传抗战被封了,整个社会环境变得越来越紧张。为了阻止孟于继续参加抗日宣传,父亲变得愈加严厉,甚至限制她的人身自由,这引起了她思想上的强烈反抗,也更加坚定了她去延安的决心。
可是军警封锁了路线,怎么去呢?刚巧,山西民族革命大学在成都招生。这所学校是阎锡山在1937年底建立的,地点在宜川,距离延安非常近。孟于就想先去宜川,再想办法从宜川去延安。于是,1939年7月,孟于和好友李仲民相约, 瞒着家人报考山西民族革命大学。被录取后,她们给家里留下信:“我们到我们向往的地方去了,请不要找我们……”,就从家里偷跑了。
孟于就读山西民族革命大学期间,发生了晋西事变,阎锡山开始反共,很多共产D人撤回了延安。在这关键时刻,山西民族革命大学为宣传抗日成立了先锋剧团,孟于由于歌唱得比较好,被推荐去了剧团。但在剧团待了不到一个月,孟于听说山西民族革命大学背后有一条小路可以直奔延安,就义无反顾地奔向延安,踏上了前往革命圣地的行程。
他们带上简单的行李,悄悄地上路了。终究是年轻学生, 缺乏生活经验,他们低估了路途上的困难和险阻。路上,孟于被虱子咬得患了伤寒,发起高烧,情况非常危险。她几次晕厥,当她醒来,看到炕桌上放着一盏油灯和一碗开水,听到对面山上“呜呜”的狼嗥,就想绝不能死在这里,一定要到延安去。
康复后,孟于又上路了,经过荒山,历经困难,终于到了陕甘宁边区的村子。他们找到村长,村长老大爷特别高兴, 说“你们都是革命娃啊,边区欢迎你们来参加革命”。第二天临走时,大妈拉着孟于的手对村长说:“咱们的毛驴不是要到延安去驮盐吗?把这娃带上,她病刚好,这40里地她走不 动。”在村长老大爷和大妈的安排下,孟于就这样骑着毛驴上了延安。
在延安,孟于先在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学习马列主义基本知识,并参加了学校歌咏队。延安女大是毛泽东亲自倡导、创建最早、规模最大的一所女子大学,目的是培养具有斗争理论、革命工作方法、妇女运动专长和相当职业技能等知识的妇女。
那时候,学校没有固定的教室,更没有课桌椅子,也没有笔记本,学生们就坐在露天地里上课,下雨天就到窑洞里去上课。给她们上课的都是很有名的人,艾思奇、陈伯达讲哲学,王明讲统一战线,毛泽东、周恩来、林彪等讲革命形势。 下课后,她们就到窑洞里的图书馆去查书。
那时候的生活条件更艰苦。学生们第一年发了两身衣服, 一身单衣,一身棉衣;第二年发了一尺布,打补丁;第三年发了二尺布,打补丁。但是她们怀着对革命的无限热情,克服了种种困难,并且以苦为乐,发挥聪明才智,在参加革命斗争的同时,组织了丰富多样的文体生活。
孟于在延安参加的第一个活动是500人《黄河大合唱》。 1940年2月16日,西北摄影队到榆林拍摄电影《塞上风云》 路经延安,中央决定组织一场晚会迎接他们,演出的节目就有 《黄河大合唱》。
排练时,冼星海教育大家唱歌要走心,作为文艺工作者, 唱歌的时候要把内心世界及情感融汇到歌声里。演出时,冼星海亲自指挥。正是这次合唱,孟于更深刻地感觉到自己和祖国的命运、民族的苦难联系起来了,第一次感受到音乐力量的伟大。后来,经冼星海鼓励,孟于进入延安鲁艺学习。1941年, 她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D。
1945年5月,毛泽东亲自到“鲁艺”,号召他们走出“小鲁艺”到“大鲁艺”中去。响应主席号召,孟于和同学们走出校门,一头扎进了陕北的农村。她学习了陕北民歌、秦腔、迷糊调、安塞腰鼓等,这些都为孟于后来形成自己的演唱风格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著名歌剧《白毛女》,是贺敬之、丁毅根据流传在河北省平山县白毛仙姑的故事创作的。孟于是白毛女的早期扮演者。 1945年,在张家口剧院演出歌剧《白毛女》(喜儿由王昆、孟于和陈群三人扮演),共演出了数十场,场场满座,反响强烈。
1946年7月,怀来战役前,孟于所在的华北文工一团受邀到怀来前线演出《白毛女》。当时台下有红军的战士,也有刚刚俘虏过来的国民D士兵。杨白劳一家的悲惨遭遇深深地震动了台下的观众。当演到杨白劳被黄世仁逼死时,台下一片愤怒声,许多观众把大块的萝卜皮雨点般地抛向“黄世仁”;有 个战士甚至忘了这是在演戏,举枪要打,幸亏被及时制止,才没有出事。演到黄世仁被镇压时,台上台下的口号响成了一片。演出后,许多部队当即开了诉苦会,许多俘虏兵都讲了自己家庭的遭遇和不幸,纷纷要求加入解放军。怀来战役胜利后,杨成武给文工团写了一封信:“怀来战役,敌众我寡,所以能取胜,也有你们的功劳,因为我们战士的刺刀尖上带着你们演出激发出来的阶级仇恨。”
孟于她们还在泊镇举行了一场特殊的演出。1948年,晋察冀中央局城工部改为华北局城工部,并迁至泊镇。8月,城工部在泊镇召开一次传达会议,邀请文工团为平津城市的地下工作者演出歌剧《白毛女》。为了保密和安全,所有观众身穿一样的白衬衫,包着白毛巾,捂着白口罩。当演到杨白劳被逼死,喜儿被抢走时,台下不少观众流着热泪发出抽泣声。当演到王大春参加八路军回到家乡杨各庄时,乐队奏起了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乐曲,台下不约而同地高声唱起来了,并跟着乐曲有节奏地热烈地拍手。演出结束后,一位观众急忙走过来,拉着孟于她们的手说:“演得太好了,很感动人,给我们迎接平津解放的工作增添了力量! ”
1949年2月2日,文工团随部队进入了北平。为庆祝北平解放,9日开始演出歌剧《白毛女》,连演36场,十分轰动, 成为机关、市民、学生、工人谈论的话题,为宣传D的方针和政策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1949年,为迎接全国的解放,孟于和她的战友们又参加了京汉铁路工人的护路斗争。当时在工人中流传着这样一首反映工人苦难生活的歌谣:京汉路是贫寒的路,琉璃河成为流泪的河,长辛店是伤心的店……著名诗人贺敬之听了后,满怀激情地写下了一首长诗,经作曲家张奋谱曲,这就是由孟于独唱的《平汉路小唱》。歌曲道出了广大劳苦工人的心声,引起工人们的强烈反响。孟于他们沿着京汉线,一站一站地为工人们演唱。演出中,常常是一曲唱罢,孟于已泪水涟涟。这首歌后来成为孟于独唱保留歌曲之一,一直唱到现在。
新中国成立后,孟于进入中央歌舞团担任独唱演员,1949年,她参加“中国民主青年文工团”,赴匈牙利参加第二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她参演的《大秧歌》《胜利鼓舞》均获得国际舞蹈比赛一等奖(即金奖)。
1951年4月,孟于参加中国人民第一届赴朝慰问团,赴朝鲜慰问演出。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她的《志愿军小唱》 又一炮打响,广大志愿军指战员称她是阵地上的“百灵鸟”。 彭德怀握着孟于的手说:“这首歌写得非常好,唱得也很好, 请你们回去后,赶紧把它灌成唱片,给我寄来,我要让每一个阵地都能听到祖国的歌声。”
后来,孟于又考入中央音乐学院声乐系学习,并多次深入华北地区,学习各种地方剧种和小调,不断拓宽演唱领域,形成了自己的演唱风格,成为一名受人尊敬的人民艺术家,她的 《康定情歌》《姑娘送公粮》等许多歌曲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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