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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月30日,刚刚进驻延安的毛泽东为一位老人的60岁生日写下贺信,在信中他饱含深情地说:“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毛泽东贺信中所称的这位先生,就是被誉为“延安五老”之一的徐特立。
十年后,D中央在祝贺徐特立七十大寿的信中曾赞扬他说:“你痛恨官僚主义和铺张浪费,你的朴素勤奋七十年如一日,这个品质使你成为全D自我牺牲和艰苦奋斗作风的模范。”
莫文骅致信说:“你是我D中的老,没昏庸、腐化、 骄傲、堕落的些微成分,思想是随时进步的,言语、行动都表现出像一个勇敢的新鲜活泼而可敬可爱的革命青年!”
谢觉哉曾称颂他“孔子不足高,墨翟差可比”。
朱德直呼他为“当今一圣人”。
这些表达全D对这位革命老人敬佩和赞赏的话,并非溢美之词,而是徐老生平和人格品质的真实写照。
徐特立是我国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他为中国革命和教育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是我国新民主主义教育事业的奠基者和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开拓者。在革命队伍里,他始终保持平易俭朴的作风,不事铺张,不图虚名,为革命事业忘我奋斗,赢得全D一致赞誉。
徐特立经常说,俭朴的生活能锻炼坚强的意志,陶冶崇高的品质。“我过惯了俭朴的生活,觉得只有这样,才能使精神愉快。”的确如此,早年在长沙,不论是当老师还是做校长,他不事积蓄,不搞应酬,更不请客送礼,一贯粗食布衣, 不吃珍馈,不着绸缎,不使用精美物品,自奉俭约。参加革命以后,徐特立更加克勤克俭,廉洁奉公,凡在他身边工作和生活过的同志,都耳闻目睹了他朴素勤奋的工作作风。在长征途中,条件艰苦,他是年龄最长者,组织上和同志们都想多照顾他,可他从不愿给大家添麻烦。组织上配给他一匹马,可是一 路上他很少骑,不是让给战士们驮东西,就是让给伤病员。硬是用两只脚翻越了终年积雪的夹金山和荒无人烟的茫茫草地。 在环境极其险恶、生活极其艰苦的日子里,粮食蔬菜十分短缺,他常常吃草根树皮过日子,而把自己仅有的一点粮食送给患病的同志。
延安时期,徐特立始终保持普通一兵的本色。他担任陕甘宁边区教育厅长,当时的边区教育厅设在延安城里天主教堂旁边的一个小院子里,徐特立就住在这个小院后面的一间破旧的、狭窄的房子里。在这个房子里,有一个小炕,这是徐特立和他的警卫员睡的地方;炕前摆着一张没有油漆的小方桌,是徐特立的办公桌;房子的另一头,放着徐特立唯一的木箱,装满他在江西苏区编写的教材和资料。木条做成的窗极上糊着的窗纸已发黄破旧,徐特立就是在这样十分单调简陋的条件下, 为发展边区教育事业,终日辛勤地工作着。
1938年,正是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60岁高龄的徐特立奉D中央之命到长沙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驻湘代表、高级参议。作为八路军的首席代表,他完全有资格享受应有的待遇,但他除了忘我工作之外,生活上没有丝毫特殊。
为了动员民众,组织民众,宣传我D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团结全国人民抗日的任务,他常常外出到各地演讲, 到国民D上层人物和民主D派人士中去做工作,无论到工矿、 学校、农村、码头,他都是步行,从不乘车。每天他都和八路军驻湘办事处的同志们吃一样的饭菜,穿一样的军装。那时, 由于徐特立是教育家,声望很高,许多关心国家生死存亡的各界人士,纷纷来到八路军办事处聆听他讲述中国共产D的主张,不论白天黑夜,徐特立都热情接待络绎不绝的来访者,从日中谈到深夜,晚上还要为《救亡日报》等报刊写文章,整日没有休息,就连吃饭都时常不能准时。有时在外做报告回来晚 了,办事处同志都吃了饭,没有菜了,炊事员要替他做菜,他却自己动手,一边盛饭一边说:“你们不要炒菜,只要用开水一泡就可以吃了。”有一次,国民D湖南省主席张治中为他举行宴会,徐特立仍是穿着他平日穿的,也是仅有的那套普通的灰棉布军装去赴宴。当他步行到省府门口时,警卫不肯禀报,说张主席今日有事,概不会客。徐特立从工作着想,跑回住处,取了名片,第二次来到门口,当他递上名片时,警卫才知道他是今天宴会上的首席客人,又是惊讶,又是钦佩,赶紧请他入内。共产D高级的俭朴作风,使国民D官兵也深深为之感动。后来,徐特立回忆在长沙工作的情景时,曾说:我在长沙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两年,只开支五元酒席费,为请法国记者宴会。我的节俭作风自儿童时代养成至今,已成了自然。我一生节衣缩食,勤俭朴素,当时才能做些社会事业,后来参加革命就能艰苦奋斗,克己为公。
1940年9月1日,我们D在延安成立了自然科学院。同年11月,63岁的徐特立力担重任,接替李富春,成为自然科学院的第二任也是担任时间最长的院长。当时的自然科学院食物、衣着以及教学和学习用具的供应都严重不足。徐特立教育大家,我们是唯物主义者,要革命不吃饭当然不行,但我们要成为物质的主人,不能变成物质的奴隶,要依靠自己的双手创造条件,把自然科学院办起来,不要被困难吓倒。他们带领师生开荒种粮,种菜,养猪,砍柴烧炭,制造农具和纺车,纺线织布,用废旧布打草鞋,还提炼酒精、薄荷油、精盐,制造肥皂。通过各种各样的生产劳动,不仅改善了 物质生活,而且培养了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按规定徐特立应该吃小灶饭,小灶伙食比大锅饭要多点油,多点白面,可他经常把吃小灶的机会让给生病的同志,自己去吃大灶。作为院长本应单独住一孔窑洞,可他坚持同两位年轻教师住在一起,三 人共用一盏小油灯。在担任院长三年期间,他克服重重困难, 领导创办和建设了中国共产D的第一所培养科技人才的理工科高等学府,开创了D领导高等自然科学教育的先河。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培养了一大批科技人才,在边区科技创新、推广普及科技知识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6年底,蒋介石派重兵准备进犯延安。根据中央的安排,徐特立同一部分中央机关的同志们准备撤离延安。领导考虑徐老年事已高,专门给他配备一辆三头牲口拉的“轿窝子” 车,徐特立硬是不肯接受。但工作人员说这是中央首长的决定,劝他收下。徐特立执意不肯坐车,但又难以拒绝领导的盛情,他略微考虑,提岀了一个折衷的办法。他对工作人员说: “'轿窝子'我不要,留下这几头牲口,为我驮书用吧! ”
1947年1月,徐特立先到了绥德,然后准备东渡黄河。 这时,胡宗南按照蒋介石的命令,气势汹汹地进犯陕北,妄图一举消灭中共首脑机关。当时正临近徐特立70寿辰,为了吸引拖住敌人的兵力,减轻我军其他战场的压力,中央决定为徐特立祝寿。毛泽东的想法是,一方面为老师祝寿,另一方面显示延安军民沉着迎战,胸有成竹,以鼓舞边区军民。
生日的前几天,毛泽东派了一辆大卡车去绥德接徐特立回来。徐特立得知中央要给自己祝寿,心里十分不安。他对当时的绥德专署专员杨和亭说:“我的生日已过去了,已过去了。”杨和亭拿出中央的信,徐特立才无可奈何。他立即意识到这是“政治寿”,这才返回延安过寿。“政治祝寿”结束后, 他立刻随军渡过黄河,转向山西。
由于军情急迫,他们一天要走一百多里路,过度的劳累, 使年过70的徐特立病倒了。有一天,他发烧到40度,躺在担架上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喉咙干得不住地咳嗽。他急需要喝水。可大家一看,水壶里没水了,水桶也是干的,当时连找一 点柴火烧水都非常困难。大家急得没办法。忽然,有一个战士想出了一个办法,跑去找老乡要了一些麻秆来当柴火用。他们七手八脚忙碌起来。响动惊醒了徐特立,他用非常微弱的声音道:“你们在做什么?” 一位同志告诉他:“向老乡要来一些麻秆,给您烧点水喝。”徐特立一听,挣扎着坐了起来。当他看到地下放着一堆麻秆时,十分吃力地朝要点火的战士摆了摆手, 脸上露出很生气的神情,强忍着病痛,小声说:“这不能当柴火用,快送回去,不能糟蹋老百姓的财物。”原来,徐特立对当地群众生活很熟悉,他知道这些麻秆不是一般普通麻秆,是经过浸制哂干、加过工的麻秆,这种麻秆很容易点燃,也很耐烧, 这一带的农民晚上点着它照明,当灯使用。他坚持宁可受痛苦, 也不要用麻秆烧水喝。同志们没办法,只好把麻秆送了回去。 大家看到他那痛苦不堪的样子,心里又难受又感动。
1947年2月底,他们到达山西三交镇。这里是D中央的后委所在地,贺龙驻守在这里。徐特立到达后,贺龙派了一个排去保卫徐特立。徐特立坚决不要,说自己是个老百姓头,何需保卫,坚决要他撤走。贺龙无奈只得撤走了保卫排。1947年3月,徐特立步行到晋察冀边区,为接管全国教育做着认真的准备。
徐老85岁时,曾写过一首词发表于《长沙日报》:“创业难,守业亦难,须知物力维艰,事事莫争虚体面,老老实实, 勤俭建国,发愤图强。”这些话,是徐特立一生勤俭朴素、廉洁奉公的真实写照,也是留给我们的座右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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