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04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指导思想，《共产D宣言》则是马克思主义形成的标志和代表性著作。陈望道开创性地首译《共产D宣言》，在中国大地上播下了此后形成燎原之势的革命思想火种，成为借取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火种”的时代先锋，充分展现了其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
《共产D宣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纲领， 1848年2月21日在伦敦首次以单行本问世，第一次全面系统地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因此成为马克思主义诞生的重要标志。五四运动前后,《共产D宣言》在中国虽然有不少人作过介绍，但有的只是推录,有的半文不白，这些片断文字和部分章节的翻译，已无法满足此用人们对科学理论的渴望和需求，因此出版一部完整的《共产D宣言》中译本就非常必要了。陈独秀认为应尽快把《共产D宣言》全文翻译出版,“这已是社会之急需，时代之召唤”。但由于《共产D宣言》有大量的新名词、新思想、新观点，使得译者对其理解把握的难度相当大, 比如当时国内对其段落的零星翻译错误很多。因此，要准确翻译《共产D宣言》绝非易事。担任上海《星期评论》主编的戴季陶，早年曾从日本带回一本日文版的《共产D宣言》,他仔细阅读过，并想翻译它，但终因自己理论和文学修养不足打了退堂鼓。于是他开始物色合适的译者，找到上海《国民日报》经理兼总编的邵力子，问谁能担当此翻译任务。邵力子便向戴季陶推荐了具有马克思主义学识、精通日文和英文的陈望道,他说:“能承担此任者,非杭州的陈望道莫属。”
陈望道深知此书的分量，于是义不容辞地接受了这一严肃的翻译任务，他表示:要通过自己之手，向世人奉献一本高质量的《共产D宣言》。当时，戴季陶向陈望道提供了《共产D宣言》的日文本,李大钊 则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借出了《共产D宣言》的英文本，由陈独秀一起提供给陈望道，作为帮助他翻译的底本。
1920年春，时年29岁的陈望道回到浙江义乌县分水塘村老家，开始了《共产D宣言》的翻译工作。由于家中人口众多，加上考虑到翻译工作需要绝对保密等因素，陈望道选择陈家老宅作翻译工作间。当 时,陈家老宅已被用来放置柴草和杂物，故也被称作柴屋。陈望道就在矮小僻静的柴房里放两条板凳,搁上一块铺板当作写字台。由于柴屋年久失修,破陋不堪，浙中山区，春寒料峭,陈望道在工作时,常常冻得手脚发麻。在翻译《共产D宣言》的过程中，陈望道遇到的不仅仅是生活条件的艰苦,还有参考翻译资料的匮乏。当时，在大城市也很难找到一些马克思主义著作,更不用说在一个小山村了。陈望道手里只有《共产D宣言》的英文本和日文本，以及戴季陶提供一点参考资料， 但是这些并不能够满足翻译的需要。
一块铺板，两条长凳，一盏很暗的油灯，陈望道夜以继日，孜孜不倦开展艰苦的翻译工作。有一天，陈望道的母亲见儿子关起门来不分昼夜地工作，人都累瘦了，便给儿子做了糯米粽子，外加一碟红糖，送到书桌前,催促儿子趁热快吃。陈望道边吃粽子边继续琢磨翻译。过了一会儿，母亲在屋外喊道：“红糖不够，我再给你添一些。”儿子赶快回答：“够甜，够甜的了！ ”当母亲前来收拾碗筷时，竟见到儿子满嘴是墨汁，红糖却一点儿没动，原来是蘸了墨汁吃了粽子，于是母子相视大 笑一场。
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卓绝的努力,4月末，陈望道终于完成了《共产D宣言》这部经典著作的翻译工作,并将它带到上海，连同日文、英文版交给李汉俊和陈独秀校阅。陈独秀阅读了译稿，十分满意，还动笔校改了一遍。8月，《共产D宣言》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以“社会主义研究社”的名义出版了，首次出版印刷1000本，很快售完。9月，译本再版，内容不变。至1926年5月，陈望道译的《共产D宣言》仅社会主义研究社印行的就多达17版,称其为当时国内影响最大的共产主义学说经典著作绝不过分。
《共产D宣言》的出版发行，终于使马克思、恩格斯发出的振聋发联的声音,通过一个个方块字，在中国大地上爆响。书中的翻译难免有不准确的地方，但它播下了燎原中国大地的思想火种。早期的中国共产D人，大多是在阅读了这本书以后开始确立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毛泽东1936年对斯诺的谈话说，帮助他建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共有三本书，其中之一是陈望道译的《共产D宣言》。刘少奇回忆此书对他的思想影响时说：“那时我还没有参加共产D，我在考虑入不入D的问题。当时我把《共产D宣言》看了又看，看了好几遍,……从这本书中，我了解共产D是干什么的，是怎样的一个D，我准不准备献身于这个D所从事的事业，经过一段时间的深思熟虑,最后决定参加共产D，同时也准备献身于D的事业。”周恩来在 1949年召开的全国第一届文代会上，当着代表们的面对陈望道说: “我们都是你教育出来的。”邓小平也曾说:“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 D宣言》和《共产主义AB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