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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及其同中国工人运动的初步结合，建立新型的工人阶级革命政D的任务被提上日程。最早酝酿在中国建立共产D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传播，通过对俄国十月革命经验的学习，通过中国工人运动的实践，他们逐步认识到，要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就必须像俄国那样,建立一个无产阶级政D。
1920年4月，正当中国先进分子积极筹备建D的时候，经共产国际批准，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威（今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外国处派出全权代表维经斯基及其翻译杨明斋（俄籍华人，俄共）等人来华，了解五四运动后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情况和能否建立共产D组织的问题。在北京和上海，维经斯基介绍了十月革命后俄国的情况及苏俄的对华政策，介绍了共产国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状况和经验。 他们在了解中国工人阶级的情况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情况后， 认为中国已经具备建立共产D的条件，并对李大钊和陈独秀的建D工作给予了帮助。
在维经斯基等人帮助下，陈独秀以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基 础，加快了建D工作的步伐。经过酝酿和准备，上海的共产D早期组织于1920年8月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其成员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骨干。
1920年10月，在李大钊的直接指导和筹划下，北京的共产D早期组织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李大钊的办公室正式成立。D组织的最初成员有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三人。
在陈独秀和李大钊等人联络和推动下，武汉、长沙、广州、济南等地先进分子及旅日、旅法华人中的先进分子也相继建立了共产D早期组织。
中国共产D的创建也得到了由列宁发起的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的支持和帮助。1921年6月初，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先后到达上海，并与上海的共产D早期组织成员李达、李汉俊建立了联系。经过几次交谈，他们一致认为应尽快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D。
李达、李汉俊同当时在广州的陈独秀、在北京的李大钊通过书信商议，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D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随即，他们写信通知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和旅日的D组织,各派两名代表到上海出席会议。
中国共产D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有其历史必然性。 第一，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主要发源地之一，是工人阶级最集中的 地方，也是中国现代工人运动的摇篮;第二，上海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 地,是传播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基地;第三,上海是中国共产D创建的起源地，在上海建立的第一个共产D早期组织，在D的创建过程中发挥了核心作用;第四,20世纪20年代初上海的政治、文化环境与北京比较，上海相对较为宽松。1921年前后的上海市政格局是一市三治，即一个城市分三个区域:华界、公共租界与法租界，有三个不同的行政机构，实行各不相同的法律。这样，就使得这座城市在政治控制方面出现的制度落差与管理缝隙，为各种不同政治力量表达政见提供了比较合适的空间。
1921年7月中下旬，来自各地的代表陆续汇聚上海。他们是：上 海的李达、李汉俊，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广州的陈公博，旅日的周佛海以及由陈独秀指定的代表包惠僧，共13人,他们代表全国50多名。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出席了大会。当时，陈独秀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正在筹款办学。李大钊除任北京大学 图书馆主任、教授以外，还兼任北京国立大专院校教职员联席会议主席。两人均因事务繁忙,未出席会议。
1921年7月23日晚上，中国共产D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现兴业路76号）李汉俊之兄李书城的住宅内召开。会议原预定由陈独秀主持，由于他未出席会议，遂临时推选北京代表并参与一大筹备工作的张国春主持。毛泽东、周佛海担任记录。
7月23日晚召开第一次会议，首先由张国焘向大会报告了会议的 筹备经过，说明了召开这次代表大会的重要意义，提出大会的主要议题，还宣读了陈独秀委托陈公博带来的信。接着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致词,对中国共产D成立表示祝贺。他介绍了共产国际的概况，并建议把会议的进程及时报告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随后，代表具体商讨了 大会的任务和议程。
7月24日举行第二次会议，各地代表向大会报告本地区D、团组织的情况。7月25日和26日，休会两天，由张国泰、李达、董必武起草供会议讨论的D纲和今后实际工作计划。7月27日、28日和29 H, 连续三天举行三次会议,对D的纲领和决议作了较为详尽的讨论。
7月30日晚举行第六次会议，原定议题是由共产国际代表对讨论的各项问题发表意见，然后讨论并通过D的纲领和决议。会议开始不 久,一个穿灰布长衫的中年男子突然闯入会场，朝室内东张西望，代表们问他干什么，他含糊其辞地回答：“找各界联合会王会长”，又说： “对不起，我找错了地方。”然后转身就走了。马林问代表们是否认识此人，各地代表都说不认识。富有秘密工作经验的马林当机立断地 说，此人一定是“包打听”，他建议会议马上停止，让大家赶紧离开。于 是代表们匆匆收拾起桌上的文件，从前门分散走了。屋子里只留下了李汉俊和陈公博两人留守。
代表离开不到15分钟，法租界巡捕房就开来两辆警车，派来一个 法国总巡、两个法国侦探、两个中国侦探、一个法国兵、三个翻译，共九 人，迅速包围了李公馆，翻箱倒柜,严密搜查一个多小时，仔细盘问了 李汉俊和陈公博,最后因为没有搜查到有价值的东西，只好怏怏而去。 就这样，这天的会议由于受到法租界巡捕的侵扰而被迫中断。第二 天，法租界当局又发布了一个《取缔集会条例》。条例规定，自8月1 日以后，凡集会须于48小时前取得法租界警察局局长许可，秘密集会 或不申明集会目的者，一旦探知，即加以处罚。显然，代表们的活动已 经受到监视,会议无法继续在上海举行。
7月30日，第六次会议被迫中断的当晚，李达、张国焘、董必武、周 佛海等几位代表聚在李达家，“决定第二天停会，并通知代表俟找到妥当开会地点再行复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