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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以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创造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曾对人类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但是，当历史步入近代时，中国传统文化面临严重的发展性危机。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封建主义文化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中国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融合了道家、释家而形成的封建经学,它与科举制度结合起来,对形成长期统一的封建大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然而，从孔子创立儒家思想到1700年后形成的程朱理学，却从合理的人伦思想演变成为专制政治服务的“吃人礼教”，否定贵族政治的科举制度也从世界上先进的文官制度演变为死板的八股取士制度,轻视科技教育的文化传统窒息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创新力，中央大国的优越意识导致明清统治者采取长期的闭关锁国政策,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因此,到了中国近代，封建主义文化束缚了人们的思想，扼杀着民族的生机，中国传统文化需要现代转型。
19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列强侵略势力的日益加强，以及西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传播，中西文化的碰撞和交融引发了中国近现代历史上重大的思想变革，出现了反映新兴 资产阶级利益和要求的近代维新思想。早期维新思想家出生于鸦片战争前后，大多成长在江浙及广东等地区，主要代表人物有王韬、薛福 成、马建忠、郑观应等。他们根据自己对历史和现实的观察与思考，看到了世界发展的潮流，大声疾呼，在万国竞争、弱肉强食的时代，只有进行变革，努力自强，才能适应新的世界潮流。在西方文明影响中国的进程中，上海因其便利的交通、畅达的通信、发达的商贸、国际化都市吸引来自各地的人士，成为新文化运动的起源地，成为“马克思主义 最早传入中国的地区，并由此向中国腹地发挥着持久的影响力”。
新文化运动试图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五四运动以前的新文化运动先知们，提倡民主和科学、反对专制和迷信盲从,提倡个性解放、反对封建礼教,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实行文学革命,是切中时弊的。然而，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初期新文化运动，从根本上说，主要仍是资本主义的新文化反对封建主义的旧文化的斗争，这些反封建的勇士们在思想认识和思想方法上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弱点。 他们以为离开根本改造产生封建思想的社会环境，仅仅依靠在思想文化领域内的斗争，通过提倡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就可以根本改造国民性，造就新国民，使中国成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而没有揭示根本改造中国现存的基本社会制度的必要性;他们在思想方法上,存在着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偏向，把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绝对对立起来，表现为在某些问题上否定中国的一切，忽视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不善于把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和糟粕加以区别，而把复杂的文化现象作简单化的处理，缺乏科学的分析和批判能力。事实上， 在当时的中国先进分子中，有的人在宣传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时， 就已经开始对它有所怀疑和保留了。比如,1915年，陈独秀在赞颂法国文明时，把创立社会主义（指空想社会主义）看作法国人对近代文明 所作的三大贡献之一，认为这是“反对近世文明之欧罗巴最近文 明”。1917年8月，毛泽东也说过,东方思想固不切于实际生活，“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新 文化运动左翼人士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怀疑,推动着他们去探索挽救民族危亡的新途径，为他们以后接受马克思主义准备了合宜的土壤。与此同时，经过新文化运动对封建主义文化的批判，又唤起了人 们向往用马克思主义来实现中国文化中的大同、和合、公有的理想。
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中国的先进分子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以 后，促成了中国思想界新的文化启蒙和思想觉醒。马克思主义是符合人类发展方向、体现生产力发展要求、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反映时代进步潮流的先进文化。马克思主义本身是一种文化现象，又是先进文化发展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为中国文化发展提供了科学的思想观和方法论。中国文化在近代走过了漫长的曲折道路，如何在民族复兴的过程中使传统文化适应社会现代转型的需要，中国人曾尝试过很多主义和方案,直到接受马克思主义，在精神上才由被动转入主动，形成了对待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科学态度，把握了具有时代精神的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正是沿着这个正确方向，中国共产D才领导中国人民在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中，创造了特色鲜明的中国革命文化，形成了中国共产D的革命精神。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融合过程，既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照搬，也不是对中国文化的复制，而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文化中的优秀成分结合进而达到融合。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 古老的中国文化传统随着历史的延伸，慢慢地沉积在中国人的心理之中,成为中国人寻求自身发展道路的宝贵思想资源。这种文化传统 要有:其一，“大同”思想。从孔子“老安少怀”的博爱济民原则，到孟 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仁政”社会理想模式，以及墨子的“兼爱”、“尚同”的社会理想，都是如此。《礼记-礼运》中 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 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谓’大同’”。这就是古老中国人心中没有战争、没有私 有制、没有剥削、人人劳动、平等互助的大同美好理想。其二，“平均” 观念。中国是传统农业国，在私有制下的土地兼并是一种不可医治的痼疾,它使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处于相分离的状态，广大劳动人民要求 得到自己应有的一份土地，于是，要求平均地权、平均分配的思想特别 强烈。从东汉末年农民大起义首领提出“太平”幻想，到唐宋农民提出 “等贵贱,均贫富”，几乎每次农民起义都提出这个问题,反映了中国古代人民痛恨剥削制度、推翻私有制的美好愿望。其三，“群体”意识。 传统文化注重人的社会价值，强调群体利益和群体和谐，主张人与人的和睦相处，如此才能团结，集体才有力量。所谓“国耳忘家,公耳忘 私”就包含了那种整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合理成分。虽然上述这些思想意识其根本目的是维护封建统治，但后来却积淀在文化心理之中，成为中国人思想中的美好传统。因此，中国传统文化提倡大同、群体、公有等思想理念,直接影响到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价值亲近度， 这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融合的文化基础。如吴玉章回忆,早年他在日本东京读了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精髓》时，感觉这种学说很新鲜。在从事实际革命斗争后再次看到这种学说，又感到很亲切，因为“社会主义书籍中所描绘的人人平等、消灭贫富的远大理想大大地鼓舞了我，使我联想起孙中山先生倡导的三民主义和中国古代世 界大同的学说。所有这些东西，在我脑子里交织成一幅未来社会的美 丽远景。”
中国共产D的创建，既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 物，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的结果。红船精神正 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的精神结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