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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庾没有共产D的组织。红军没有了群众基础，缺少有效信息，敌人又来得突然，让红军措手不及，陷人混乱。危急时刻，第28团团长林彪带着人跑了过来，他们也是被敌人的突袭打散了建制。毛泽东当即命令他组织部队反击，掩护主力突围。这次战斗失利使部队损失不小，牺牲了第31营和独立营两个营长，第28团D代表何挺颖受重伤，不久在撤退路上牺牲。
红军撤离大庾，一路辗转南雄、信丰、安远、寻邬（今寻乌县）想摆脱追敌。但由于这些地方都没有共产D组织，没有群众支持，红军无法立足，处处被动。
一天拂晓，驻扎在寻邬圳下村的红军主力遭到国民D军刘士毅旅的偷袭，毛泽东、朱德还没有起床，就被敌军堵在村子里。毛泽东的警卫员利用天色朦胧将毛泽东转移到了村外。朱德被困在屋子里，警卫员牺牲。危急时刻，朱德操起警卫员的冲锋枪杀开一条血路冲了出去。他的妻子伍若兰在混战中被冲散，不幸被俘，后来牺牲。陈毅被敌人抓住，他把身上的大衣甩在敌人的头上而乘机逃脱。毛泽覃腿部受伤。提前开拔的林彪率第28团返回，担任前锋的伍中豪率第31团也杀了回来，才将敌人打退。
几次吃亏的红军觉得一味地让敌人追着屁股打太被动了，应当在运动中歼敌。只有把敌人打痛打残，才能摆脱被动局面。
于是，朱毛红军每天以45公里的速度强行军，调动敌人。
机会降临了：跟在红军后面穷追不舍的刘士毅两个团，得意忘形，孤军冒进，追到了瑞金的大柏地。
大柏地有一条10多里长的峡谷，两边山高林密，是个打伏击的好地方。毛泽东立即召集会议，决定布置一个口袋阵，在这里打一次伏击。
第二天是大年初一，敌人像过年走亲戚一样大摇大摆地进入了红军的伏击圈。
这一仗红军准备充分，占了地形、人数优势。但由于红军缺少弹药，指战员们拿起刺刀、石头与敌军搏斗。战斗进行到紧要关头，朱德提着枪冲在前面，连平时不摸枪的毛泽东也拿起枪带领警卫排冲向敌军。
战斗持续到第二天下午，红军取得全胜，全歼敌军两个团，俘敌正副团长及以下官兵800多人，缴枪800多支、机枪6挺。
这一仗彻底改变了红军被动的局面。
但大柏地不是红区，没有群众菡础，红军无法立足久留。从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一路拼杀，两支部队先后辗转到井冈山建立根据地，获得最深的体会就是：没有根据地做稳固的大本营，红军就像无家可归的流浪汉。
红4军前委看好了一个地方——东固。
东固革命根据地被称为“东井冈”，位于吉安县境内，地处吉安、吉水、永丰、泰和、兴国5县交界处，地势险要。从1927年 2月开始，这里就建立了D组织和农民协会，发展了农民暴动， 建立了革命武装，后来组建成江西红军独立第2团和第4团，有700多支枪。其主要领导人李文林参加过南昌起义，担任过赣西特委秘书长。从1928年4月开始，东固根据地多次派人到井冈山，让两个红色根据地建立了联系。
红4军在东固得到了一个星期的难得休整，伤病员得到了安顿，也得到了物资补给。
在这里也得到一个消息：井冈山在国民D军重兵进攻下失守，留守的彭德怀已率部突围下山。
对这次井冈山失守，陈正人有过回忆：“根据当时的准备情况，井冈山可以守住。因宁冈一个富农反水，带着国民D的部队，从一条小路绕到井冈山主要关口黄洋界侧后，黄洋界被切断。敌人首先从黄洋界打破了井冈山，守黄洋界的部队在危机情况下顶不住敌人的进攻退下山来，被地方D委收容起来。这时其他三个口子的敌人发起总攻，为保存红军实力，便仓促决定撤退。特委跟着彭德怀部队跑了一段就停下了，仍留在井冈山。……敌人在井冈山住了个把月，后蒋桂战争爆发，敌人撤退，井冈山又被恢复。”
在东固得到休整、物资补给的红4军于3月中旬进入闽西的长汀。在这里，毛泽东获悉了国内局势的一个重要变化：蒋介石和桂系军阀翻脸，两派大战在即。
毛泽东敏锐地捕捉到这条信息背后的机会：红军可以乘国民D军混战之机，在赣南闽西这一带的20多个县建立根据地，实行武装割据，开展游击战。
从创建井冈山根据地为红军找到立足发展之处，到创建更大范围的赣南闽西根据地，其实际意义是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奠定了基础；更为深远的重要意义是，在这两个根据地创建、探索和实践的过程中，毛泽东胸中勾画着着一条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
以后的实践证明，这条道路符合中国的国情，具有鲜明的中国革命特色。
在井冈山根据地斗争的一年多时间里，朱毛红军根据国内形势、敌情、地形，逐渐摸索、总结、完善出一套游击战“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套灵活机动的战术，在以后长期的革命战争年代里，被我军运用得出神入化、炉火纯青，取得了屡战屡胜的效果，成为我军的制胜法宝。我国春秋时期卓越军事家孙武在他的经典军事著作《孙子兵法》中有过阐述——“兵者，诡道也”，说明了战术是一种灵活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人类智慧。
“十六字诀”这套在世界各国军事教科书里找不到的战术，是毛泽东和朱德在井冈山斗争的实践中摸索、总结出来的，同样具有典型的中国特色。
井冈山的星星之火，慢慢地在赣南、闽西点燃。
1929年四五月间，雩都、兴国、宁都三县建立起革命政权；
五六月间，红4军再次人闽，在永定、龙岩建立革命政权，加上3月在长汀的革命政权，闽西在几个月时间内也建立了3个县级红色政权。
火在蔓延。
经过近一年的艰苦转战，红4军在赣西南D组织和地方武装的通力配合下，到1930年春，这片地方已有20多个县建立了苏维埃政权。2月，中共赣西特委、赣南特委和湘赣边特委合并为中共赣西南特委，统一赣西南地区D的领导。3月，赣西南苏维埃政府、闽西苏维埃政府相继成立，标志着这两个地方的革命根据地形成。9月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决定，赣西南特区和湘鄂赣边区（后改为闽粤赣边区）为苏维埃中心区，中央临时苏维埃政府建在此处。10月，朱毛率红一方面军攻克吉安，在吉安成立江西省苏维埃政府。1931年9月，红一方面军取得第三次反“围剿”胜利，赣西南苏区和闽西苏区连成一片。
11月7日，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诞生的日子，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几天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告成立。大会选举毛泽东任政府主席，张国焘、项英为副主席。以此为标志，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形成。中央苏区全盛时期，设60个行政县，占有21座县城，苏区人口450万。
湘赣苏区是在包括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在内的赣西苏区和湘东南苏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1931年5月，第二次反“围剿”胜利后，两块根据地连成了一片。10月，中共湘赣省委和湘赣苏维埃政府在永新成立，标志着湘赣苏区的正式形成。湘赣苏区辖两省30个县（江西17县，湖南13县），人口100余万。
湘鄂赣苏区是1928年彭德怀、滕代远领导平江起义后逐渐建立起来的。起义后，彭、滕率红5军第4、第5纵队上井冈山与红4军会师，黄公略率第1、第2、第3纵队坚持在湘鄂赣边区开展游击战，建立根据地。1929年4月，湘鄂赣边区临时革命政权组织----湘鄂赣边境暴动委员会成立。1929年冬，边区一带的浏阳、平江、通山、通城、阳新、大冶、修水、铜鼓、万载等县先后建立苏维埃政权，湘鄂赣苏区初步形成。7月，中共湘鄂赣省委成立。9月，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成立，湘鄂赣苏区完全形成。湘鄂赣苏区全盛时期，辖3省34个县，人口 200余万。
方志敏、邵式平、黄道创建的闽浙皖赣苏区，是中央苏区的东北屏障。1927年底，方志敏、邵式平、黄道领导弋阳、横峰起义，1928年5月两县建立苏维埃政府。1929年1月，黄道领导贵溪、余江、万年农民起义，开辟贵余万革命根据地，并建立苏维埃政府。到1929年下半年，上饶、德兴、铅山3县建立苏维埃政府。10月，这一带的信江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方志敏任政府主席，这意味着信江苏区的形成。1930年，信江苏区扩大为包括赣东北、闽北苏区的赣东北苏区。1931年3月，赣东北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方志敏任主席。9月，赣东北特区苏维埃政府扩大为赣东北省苏维埃政府，方志敏为主席。1932年，经中共中央批准，赣东北省改为闽浙赣省。至此，赣东北苏区发展到包括闽浙院赣4省的苏区。这块根据地辖52个县，人口 100多万。
第二次国内革命时期，全国建立的革命根据地共有十几个。
中央红军离开江西的中央苏区根据地，踏上漫漫长征路，最后到达陕北，就是因为那里有一块根据地----陕甘革命根据地。 这块根据地是刘志丹、谢子长分别在陕北、陕甘边区领导武装起义创建的两块根据地合并的，有17个县，其中6座县城。这块根据地最后成了革命大本营，D中央在延安工作了 13年。
中央红军从赣南中央苏区撤离，一路辗转拼杀经过11个省， 行程二万五千里，最后接纳这支在井冈山点燃革命火种队伍的，依然是革命根据地。
分布在全国各地的革命根据地还有：川陕革命根据地、五指山革命根据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宁海革命根据地、右江革命根据地、广东革命根据地、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和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
这些遍布中国农村的革命根据地，犹如一片片蔓延的烈火， 向周围的白色笼罩烧去。白色笼罩中的反动势力，明显感觉到来自周围红色烈焰的高温灼烧，他们寝食难安。
当这些星星之火在全国各地蔓延时，由于敌人的封锁，在井冈山根据地的红军对外面发生的事情并不完全知情，加之根据地生活的艰苦，所以，红军中存在着一种对在穷山沟里能否革命成功的怀疑情绪。这个问题不廓清，会影响红军队伍革命意志的坚定性，会影响这支火种延续的时间和温度。
在赣南闽西的毛泽东一直在思考着这个关乎中国革命全局的问题。在许多人眼前一片迷茫的时候，需要有人站出来拨开云雾。
转眼到了1930年的元旦，在福建古田的毛泽东收到了红4军第1纵队司令员林彪的新年贺信。林彪在信中流露出对当前中国革命前景有些悲观的情绪。此时的林彪已经不是一个红军中的基层指挥员，而是朱毛红军中的高级指挥员了。他信中流露的“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悲观情绪很有代表性。
1月5日，在一年中最为寒冷的季节，毛泽东拿起了笔，给这位比自己小十几岁的纵队司令员写了一封回信。
毛泽东的思绪开始在笔下铺陈。他写道：“在对于时局的估量和伴随而来的我们的行动问题上，我们D内有一部分同志还缺少正确的认识。他们虽然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地要到来，却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因此他们不赞成争取江西的计划，而只赞成在福建、广东、江西之间的三个边界区域的流动游击，同时也没有在游击区域建立红色政权的深刻的观念，因此也就没有用这种红色政权的巩固和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的观念”。
毛泽东认为：林彪的这种观点的来源，主要是没有把中国是一个帝国主义最后阶段中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这件事认识清楚。
毛泽东对国际国内局势的洞察、对中国国情的准确了解的战略家素质又一次显现出来了。他这封信洋洋洒洒写了 7000多字。他在信中着重分析了国内革命形势和当前局势形成的原因。
毛泽东认为，只有把这些问题弄清楚了，“就会明白相应于全世界只有中国有统治阶级内部长期混战的一件怪事而产生出来的另一件怪事，即红军与游击队的存在和发展以及伴随红军与游击队而来的，成长于四围白色政权中的小块红色区域的存在和发展（中国以外无此怪事)”。
毛泽东在分析了红色根据地对中国革命的作用时写道：“这里用得着中国的一句老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星火燎原’的 话，正是时局发展的适当的描写”。
信的末尾，毛泽东用诗一样的语言给这位红军纵队司令员，也是给全体红军将士和全国革命群众做了一个充满信心的描述： 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这封信毛泽东后来做了些修改，加了一个题目《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并收入了《毛泽东选集》。
欧阳毅回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是谁提出来的？我不太清楚，听说是31团几个不大好的人讲出来的，如旷祖泉（以后当过五军团保卫局长，我到五军团就是接他的工作），后来叛变了。听说他在井冈山时怀疑井冈山根据地能不能存在下去，红旗子能不能打下去，革命是不是有希望。毛主席写给林彪的那封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当时我看到过，彭佑也看到过。那时林彪是师长，彭佑是政委。”欧阳毅的回忆里有一小点不准确：林彪这时是红4军第1纵队司令员。
革命形势的发展印证着毛泽东的分析判断。1929年12月召开的古田会议一结束，红军决定战略转移，4个纵队向北经过连城、清流、归化、宁化，翻越武夷山，到江西打游击战。1月24日，红军在广昌西边的东韶胜利会师。毛泽东心情愉悦，欣然写下《如梦令·元旦》：
宁化、清流、归化，路隘林深苔滑。
今日向何方，直指武夷山下。
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
毛泽东似乎用这首词进一步证明，他给林彪的信中分析阐明的革命形势，正朝着预计的良好方向发展。
毛泽东对形势的分析和前瞻性判断，有着战略家的准确性。 这样的精准判断时局已经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
1916年，日本内阁将要改组时，毛泽东在这年7月给他的同学兼好友萧子升写信说：“无论何人执政，其对我政策不易。思之思之，日人诚我国劲敌！”并断言，中日之间“20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
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毛泽东这一发至遥远的警告，不幸言中。
1937年中国进入全面抗战，面对不可一世的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叫嚣，国内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以中国之地大物博，人口和军队远多于日本，抗战能够速胜；一 种观点认为，中国国力和军力比日本弱，打不过日本。看着中国军队在战场上的频频失利，民众中普遍弥漫着一种悲观失望的气氛。面对这种复杂局面，毛泽东对国际国内局势做了深刻和科学的分析，他又一次得出一个和别人完全不同的结论。中国会亡吗？ 答复：不会亡，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中国能够速胜吗？答复：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从日本侵略者1931年9月18日侵占我东三省开始，持续14年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结束。这个结果，再次印证了毛泽东关于抗日战争是持久战的科学判断。
毛泽东堪称预言大师。
井冈山的星星之火，已点燃了中国大地上的一蓬蓬干柴，呼呼地燃烧起来。十几块革命根据地被共产D人用武装硬生生地割据出来了，割在反动势力的软肋上，痛在反动势力的心头上。
在革命的低谷时期，全国大大小小十几块革命根据地渐渐隆起了中国革命的高原，井冈山是耸立在高原上的高峰。
高原之上，群山并峙，井冈山并不孤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