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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子珍被抓进了精神病院后，第一天，就被剃光了头发。
贺子珍激烈地反抗着，大声地抗议说：“我没有精神病！你们这是践踏人权！”
但是，这里谁也不与她讲道理，一个个像聋子似的对贺子珍的抗议充耳不闻。最后，贺子珍没有办法，哽咽着说：
“我还有一个生病的女儿，她需要我来照顾，求求你们，把我放出去吧，我是一个正常的人呀丨”
“这个精神病人说话还合情合理。”一个年轻的女医生忍不住说逍。
“什么合理不合理？不要乱说！ ”当官的人呵斥道。
就这样，贺子珍就整天与那些手舞足蹈、胡言乱语的疯子、癫狂者生活在一起了。
贺子珍被医生以精神病人对待，但她并不甘休，继续中辩，然而，对于她的申辩，医生们只当作是一个精神病人在说话，不予理睬。而且，她诉说得越多，反抗越激烈，医生们越发认为她脑子不正常，强迫她服用大剂量的镇静剂，强制给她注射针剂。结果，服用了这些药以后，贺子珍这个本来挺正常的人很快四肢无力，眼皮沉重，神智昏迷，没日没夜地睡觉。即使醒过来，脑子也是一片混沌。渐渐地，贺子珍饭也不想吃，话也不想说，人也不想动，甚至连女儿也懒得去想。
从此，贺子珍完全过起了精神病人的生活。每天，像其他病人一样，她被医生们按时喂药、注射，这些药物又让她处在神智不清的昏睡状态中。 她就在这样的昏睡、清醒不断的往复中，过着日子，昏迷时，她不知道是何时走进了这个有着铁门、铁窗的牢笼，清醒时，她不知道自己还要在这里呆多久，而且不知道外面是什么年月。偶尔想起亲爱的娇娇时，她觉得像梦一样恍惚而遥远。
贺子珍毕竟是一个正常人，有着正常的思维和头脑，时间一长，她发现了一个问题，这就是医生给她服药有一个规律：当她表观出不服从，不听指挥，或者抗议、申诉时，那些穿着白大褂的“医生们”，就强廹她服用大剂量的药，甚至捉住她按在地上进行静脉注射，这样，她昏睡的时间也长； 当她静静地不说话时，他们注射和服用的药量就少。由此，贺子珍认识到， 保存自己最好的办法就是：装出一副驯服、听话的样子，承认自己的确有病，医生护士怎么说就怎么办。
为了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贺子珍决心“配合”医生。于是，在医生面前，她再也不提要出院，也不说要回家，而是老老实实地接受医生安排的各种治疗。果然，在以后的日子里，医生对她也改变了态度，他们对她说话和气多了。一天，贺子珍瞅准一个机会，对医生说：
“大夫，我天天睡眠很好，也不觉得心烦意乱，是不是光吃药就行了， 不要打针了。”
贺子珍彬彬有礼，医生们点了点头，上报上去，上面很快同意把她的针药停掉。
贺子珍毕竟是正常人，而且还是一位很聪明的女子。她知道吃那镇静药对身体伤害极大，停止针药后，她的第二步就是想办法不吃药。但是， 医院里，护士要亲眼看到病人把药吞下去，并张开嘴检査过后才离开。贺 子珍为了躲避吃药，她每次吃药时，一放进口里，就迅速把药放到舌头下面，或者把它留在面颊边，装作用开水送下去了。等护士走开，再把药吐出 来。吐出来的药，她不敢随便扔，而是藏在身上，上厕所时，她悄悄地用水把它冲走。
不久，贺子珍向医生诉说她的腰疼、腿疼或胳膊疼。她这样做，一是给医生找点事情，二是让医生看到，她的知觉、感觉一切正常。为此，医生开出处方让她去做物理治疗。贺子珍三天两头要到理疗室去理疗，这样就被允许走出病房，于是，她活动的天地扩大了，她看到的东西也多了。
渐渐，她发现，自己是被关在“文疯子”的病院里，里面住着的人，有的是真有病，有的也是像她那样被诬陷为“疯子”强行关进来的。不远处是 “武疯子”院，那里的“武疯子”，就是动手动脚的，他们有的被用绳子捆在床上，有的绑在柱子上，不断嗷嗷地大叫，声音凄厉、刺耳，可怕极了。
贺子珍生活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过着非人的生活，多么想早一曰离开这个如同地狱一般的地方啊！
在异国他乡，受到这么不公平的待遇，贺子珍开始静下心来，反省自己的过去。她反省了自己的婚姻，反省了自己任性的出走，也反思了自己当初不听遊先任的劝告而留在苏联的抉择。在反省中，她对自己的婚姻选择无怨无悔，但是对自己当初任性的出走，有了认识，后悔自己缺乏冷静的考虑。现在，她一个活生生的正常人却因与院长争吵了几句，就被当成疯子关进精神病院，她认为这是身在异国他乡的缘故，如果在自己的国家，这种事情绝对不会发生。因此，今天走到这一步，主要是自己的错。这样一想，贺子珍觉得自己应该回国去。个人感情生活的不如意，重见到毛 泽东后的别扭，这些都算不了什么了！
后来，贺子珍对王稼祥说：
“我没有白在精神病院呆着，至少，在这里的生活让我感到了自己国家的安全和温暖，让我下了决心要回国了。”
为了实现这个目的，贺子珍采取了好多措施。她积极地配合医生和护士，服从治疗，安静本分，给他们留下了一个良好的印象。最后，这些医务工作者终于承认，贺子珍神智清楚，不像是精神病患者，或者是精神病已经治好，不再强迫她吃药，并且给了她更多的活动的自由。
接着，贺子珍为了争取得到医务人员的同情和理解，她又告诉他们： 她不是个普通的老百姓，而是经历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女将，是中国的一 个共产，她曾与毛泽东做过十年夫妻。这样，治疗她的医生也不敢对她任意而为了。
终于，有一天，一个医生来了。他对贺子珍说：“你的病已经好了，可以出院了。”
贺子珍听了医生的话，非常高兴。她可以出院，就有希望回国了。但是，这位医生又说：“不过，精神病院有规定，病人出院要有人接，有人担保。”
这对于贺子珍来说，又是个新的难题了，她到哪里去找担保她的人和 接她的人呢？自从进了疯人院，她就与世隔绝了，没有人来看过她，她也不知道现在还有哪些中国同志留在苏联，他们现在住在哪里。并且，她身无分文，连买一张邮票的钱都没有。
但是，这些并没有难倒贺子珍。一天，她瞅准机会，对一位态度比较温和的女护士说：“护士小姐，我现在想给外面的朋友写一封信，可是，我身 上没有钱，你能不能借给我一张邮票、一张信纸和一个信封，等我出院后， 一定还你钱。”
护士小姐被贺子珍那诚挚的话打动了，她笑着说：“你太客气了，这点小东西，还还什么钱。”
第二天，她就把贺子珍需要的东西带来了。
贺子珍很快写好了信，但是，接下来她又为信寄给谁而发愁了。这一年多，贺子珍从没出过精神病院的门，大墙之外是个什么样子她完全不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没有？中国的抗日战争胜利了没有？还有谁留在苏联？这一切的一切她都不得而知，也无法知道。她绞尽脑汁，想了几天几夜，但是，还是找不到一个人。
贺子珍所见到的最后一个中国人就是那个骗她幵门、让精祌病院把她抓走的女子。她想，别人都走了，她可能还会留在苏联。她现在何处？是否还在伊万诺夫市？种种疑问都不得而知，但是，最后，贺子珍决定收信人就写这个女人的名字，地址呢，写莫斯科共产国际的东方部。
贺子珍此举，是考虑再考虑的，因为把信寄到东方部，那里中国侨民比较多，认识她的人就可能把信交给她。另外，共产国际东方部如果还在活动，这样一封寄自精神病院的来信，定会引起他们的重视。如果找不到她，他们可能把信拆开，得到贺子珍的消息，就会把她接出去。
在这封信中，贺子珍没有流露出任何的个人恩怨和不满的情绪。她没有责备对方协助把她强制关进精神病院的行为。
她是用一种平静的口吻写这封信的。在信中，贺子珍写道：我的病已经好了，可以出院了，请你到医院来一次，接我出院。并且，在信中，贺子珍还提醒她：来的时候，请别忘了给我带几件衣服来。
信发出以后，贺子珍觉得生活重新有了希望，每天都在盼望中度过精神病院的时光。然而，每天她的希望都落了空，并没有人来接她，也没有人来探望她。她并不灰心，仍旧充满着信心，等待有人接她出院的这一天。
可是，不知是那个中国女人因为愧对自己良心而不敢面对贺子珍，还是她确实已经搬家了，她一直没有给贺子珍回信。
贺子珍仍在铁网和围墙筑成的精神病院中过着日子，任时光荏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