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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苏联去学习的中国同志在苏联的时间是有限的,一般是一年半载左右,这是D对派到苏联去学习的同志的要求,因为国内的斗争不允许他们 在苏联呆太长的时间。
由于时间短促,这些同志考虑到如果花很多时间学习俄语,就上不了多少课了。因此,D派出去学习的,一般都不学习俄语,由翻译把老师讲的课翻译成中文,让大家了解课程的内容。对于苏联的报纸,中国的学员更看不懂了,学校为了让大家了解时事新闻,每周几次由翻译读报,把重要的新闻念给大家听。
这一天,贺子珍不知为何想起了与毛泽东在一起的日子,她特别想知道延安的情况,于是,她来到了读报室。
不一会儿,读报员来了,像往日一样,读报员读,学员们听。然而,突然 条消息把贺子珍和所有学员都震呆了:
塔斯社的记者在延安采访毛泽东,双方在窑洞里谈了很久。记者告别时已经是晚上了,毛泽东与他的妻子江青,踏着月色在窑洞外送行,这条消息不仅把贺子珍震惊了,其他知道毛泽东与贺子珍关系的学员都大吃一惊!大家一听到此,都忍不住转头去看贺子珍。然而,此时的贺子珍却态度镇静,没有作出任何表示。随即,贺子珍离开了读报室。其实此刻,她的心里早已是翻江倒海卷巨澜。
啊,毛泽东已经结婚了,润之,你真的结婚了吗?贺子珍呆呆地张在寝室里,怔怔地抱着小柳瓦的衣服,不想说话。这打击的沉重与她失去小儿子的沉重交织着,她的精神变得恍恍惚惚,迷糊时脑袋一片晦暗,淸醒时,她像祥林嫂般地,责备自己太大意,忘记了凶猛的西伯利亚寒流会伤人,责备自己不懂事,不知道孩子太小,冬天要格外保暖,责备自己太固执,忽略了事情的轻重缓急。
贺子珍本来就有失眠的毛病,现在更是几乎彻夜不眠。但是,她还是坚持上课,参加集体的活动。然而,贺子珍周围的战友却发现,她常常显得心神不定,上课时老走神。人坐在那里,却什么也没听进去。
此时,莫斯科与延安相隔千山万水,并非所有的消息都没有一点差错,于是,有的同志劝她:“报上所公布的消息或许是误传,并不是真的。”这样一说,在贺子珍的内心,又生出了一丝希望,一点幻想。
但是,现实对于贺子珍来说却是残酷的,不久这个消息就得到了证实。
1939年周恩来和邓颖超一起到苏联治病,毛泽东托他们给贺子珍带去一封信,还有一箱书。毛泽东的信很简短,一开头称她贺子珍同志,而不是过去惯用的称呼子珍。毛泽东在信中写道:
你寄来的照片已经收到.我一切都好,勿念。希望你好好学习,政治上进步。我们以后就是同志了。
这封信实质上是毛泽东向贺子珍宣告:他们的夫妻关系从此结束了。
贺子珍收到这封信后,她最后的一丝幻想和希望完全破灭了,她流泪了。她的第一根精神支柱是小儿子,已经倒塌了;现在,丈夫这一根精神支柱也完全倒塌了,生活对她来说,太残酷了!儿子失去了,丈夫失去了,她刹那之间感到前途一片渺茫。
贺子珍陷入极度的痛苦之中,开始整夜整夜地失眠。她同毛泽东生活在一起时,因受到毛泽东的影响,养成了晚睡晚起的习惯;到苏联上学后, 曾刻意改变这种生活习惯,遵守学校的作息制度。但是,在毛泽东已婚的消息得到确凿证实以后,彻夜难眠的她,早上再也起不了床了,后来,连上午第一堂课也不上了。同时,她的身体也急剧地衰弱下去。毛岸英和毛岸青来了,两兄弟想方设法使她开心起来。他们说故事,讲笑话,道中苏民俗的异同,谈国内外的大事小事,闭口不提大家都牵念的那个人——毛泽东。但是,他们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没有使贺子珍的痛苦有一丝的减轻。
贺子珍就是这样一个执著的人,甚至,她的执著带有一些偏狭,此时, 只要她把心胸放宽些,勇敢地接受这个现实,或许她的痛苦可以减轻,或许她可以走出一条新路来。但是十年的夫妻之情,十年的风雨坎坷,早已使她把自己的一切与毛泽东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没有了他,她不知如何生活下去,她不知道还有明天。
此时,贺子珍才30岁,遗憾的是,她走不出这个情感的围墙,也走不出一个潇洒的自我!